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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疗伤“二二八事件”

http://www.CRNTT.com   2013-03-10 09:20:58

反思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反思 　　学者批评国民党对加害者没究责，因为只有受害者才有权选择是否遗忘、宽恕 　　对于国民党在戒严结束后，对待二二八事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台湾学者吴乃德批评说：“对加害者，我们几乎不闻不问。到底是谁应该为近万(或上万)的人权侵害事件负责？上面的数字包含了多少的鲜血、眼泪、残酷和不仁？到底谁应该负责？……将近20年了，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谁应该为这一万多件侵害人权、凌虐生命的案件负责。……受害者有权利知道真相，知道谁应该为他们的苦难负责。许多人因此认为，也只有受害者有权利决定是否遗忘、宽恕或记忆。” 　　吴乃德还以南非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处理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奴役黑人的历史问题为例，指出许多时候真相并不能带来和解，受害者并没有因真相大白而释怀；相反的，他们的愤怒被真相重新点燃：“一位因为支持黑人而导致太太和女儿被警察用邮包炸弹谋杀的白人说，他痛恨的一直是‘体制’。可是12年后，透过委员会的证言，他终于知道，是谁杀了他的太太和女儿，他开始痛恨“人”：“我想，有一天我会杀了他。”“真相和解委员会”运作后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南非人认为，委员会让南非人更愤怒、族群关系更恶化。 　　但是坚持追究加害者责任，则无利于真相探寻，亦可能造成冤冤相报  　　南非处理种族隔离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时，成立“真相委员会”以大赦换取真相，以大赦和免于处罚作为“胡萝卜”鼓励加害者坦白罪行。的确，追究加害者的责任，对他们进行起诉和审判，是与寻求真相相抵触的。因为没有得到某种形式的赦免之前，人们不太可能将他们参与或知道的罪孽全部泄露出来。而且若追究加害者，则可能威胁当前的和平。正如真相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所言： 　　“我们不得不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和解等需求方面进行平衡。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处罚性的争议，但南非将躺在废墟之中”  　　因此，也有台湾学者担心过于纠缠过去，追究加害者，可能造成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我们不难理解，许多现下的政治与道德争议，都与过去发生的不正义有关。正因为历史上的不正义，往往是今日许多怨怼、冲突与仇恨的来源，所以，为了社会的进步与和解，为了公义的伸张，我们理应有效地面对、处理这些历史包袱。毕竟，一个无法从历史中汲取共同的、进步的教训，而老是纠缠于过去恩怨的社会人群，是不太可能走出更美好未来的。……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最大历史教训是：为了台湾人民共同的民主未来，请别再挑起战争，请别让历史悲剧重演，请别再冤冤相报。” 　　但无论如何忘却不是和解，和解必须以真相揭示为前提 　　毫无疑问，为过去寻求正义与和平之间确实存在冲突。但无论如何，忘却或集体性失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正如有学者评论西班牙处理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的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时尖锐指出，“‘宽恕和忘记’有时被描绘成变革的实质，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受到审判，也没有人被判定有罪。既然没有罪犯，也就谈不上宽恕，它只是一种忘却。”和解必须真相的揭示为前提，人为地掩盖历史真相，让大众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与过去说拜拜，算不上真正的和解。 　　具体到二二八：历史真相与现实政治之间许多时候并不合拍 　　具体到二二八，虽然台湾当局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反思历程，但历史真相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完全合拍，各种政治势力在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上，往往各取所需，并不关心历史的全貌。其中最典型者，莫如外省人被杀问题在二二八反省层面的失语。事实当然早有定论，如戚嘉林的《台湾史》如此记载：“疯狂殴杀迫害外省人”，“腥风狂袭台北外省人”，“许多外省人横遭凌辱毒殴，惨死异乡台北”，“外省人哀号、求饶、仆地、呻吟、溅血、横尸、断魂”。当年的《新闻天地》也有报道：“他们没有目标的看见外省人就打，结果呢，原先作为对象的高贵大员丝毫无损，而遭殃的却是饿不死吃不饱的小公务员、商人、妇孺。”二二八事件因其肇因复杂而又发展畸变，具有复杂而多义的特性，故每当二二八纪念日来临时，总会有人以转型正义为名举办政治动员意味浓厚的大型活动，而藉此为特定政党或特定政治人物造势，每值此时，“现实”不需要的“史实”，往往遭遇遮蔽。台湾诗人杨渡就曾尖锐指出过这个问题：“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种面向，历史怎么会有真实?和解，应该是一种互相倾听、互相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  结语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这种有记忆的生活,而不是时时刻刻沉浸在记忆之中。——安德鲁.瑞格比 （来源：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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