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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思:大多数红卫兵为何不道歉

http://www.CRNTT.com   2013-06-22 10:42:11  


1967年4月,批斗黑龙江省委七书记的万人大会。
 
  不可否认,王祖锷当年对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但这种不平等,并非自“血统论”大旗出现后才有,而是历次阶级斗争日积月累的结果,“血统论”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已——1967年元旦,北京“老红卫兵”曾以“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全国通告,将他们的组织路线规定为:“(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等级之森严跃然纸上。这种等级刺激,最终使许多寒门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多年来一直坚持相信: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此外,对造反派红卫兵而言,因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等政策,披露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给自己的生活招来麻烦的可能,这也是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不愿意出来道歉的原因。)
 
 02
只有廓清历史真相,才能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辩护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辩护遮蔽不了最要害的问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都曾对社会有过巨大的破坏作用,盲目“破四旧”对文化的摧毁不可估量,随意打人、遍地武斗死伤者不计其数……这些恶果,不光造反派有责,保守派也有份。要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关键在于廓清历史真相,将历史责任具体化。

  要明确具体是谁的责任,就不能含糊其词甚至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到1967年上半年,因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文革舞台。此后,造反派内部又分化出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大量惨烈的武斗,即发生在这些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如重庆市的大规模武斗,就大部分发生在原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个中原因,造反派领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此时,造反派们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为争取平等而斗争”,早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必须对造反派们当年的具体行为,做具体的分析,如此,即不难看出“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样的辩护词,在造反派发起的每场具体武斗中是否契合。这种具体分析,对保守派红卫兵也同样适用。

  另外,还应注意: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保守派干的就是保守派干的,不能含混其词,更不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但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此类含混其词的问题很常见。譬如老舍之死,就很有必要搞清楚。老舍自杀前,曾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批斗殴打,一些相关的回忆文章,大都将这些红卫兵称作“造反派”,如老作家浩然说:“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但根据一位当日参与批斗老舍的女红卫兵的回忆,这些红卫兵未必是造反派,更有可能是保守派。这位女红卫兵在接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作者傅光明的采访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而仅以“她”指代。据“她”回忆:

  “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九个成员之一。我在文革前是学生会体育部长,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选进领导小组,当时出头露面多一点。但最主要的领导是白乃英,我一般只管管组织站队,喊喊口号什么的。……(女八中)在石驸马大街,民族宫那边,后来叫158中,现在好像叫鲁迅中学。当时是女中。我记得那年8月21、22号,天气特别热。白乃英说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让我们去造反。她叫我带着人过去、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大约有150人。……我觉得当时的人有理想,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忙忙碌碌;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本来我可以不插队,但坚决要求插队。肯吃苦。可到了社会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太年轻了。我是有代表性的。比我小两三岁的人就更幼稚了。串联回来,对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1966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还是纠察队(笔者注:“她”的时间记忆有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也就是“西纠”,成立于8月25日),站在队里特自豪。”(郑实、傅光明编着,《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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