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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思：大多数红卫兵为何不道歉

http://www.CRNTT.com   2013-06-22 10:42:11

1967年4月，批斗黑龙江省委七书记的万人大会。   　　不可否认，王祖锷当年对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但这种不平等，并非自“血统论”大旗出现后才有，而是历次阶级斗争日积月累的结果，“血统论”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已——1967年元旦，北京“老红卫兵”曾以“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全国通告，将他们的组织路线规定为：“（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等级之森严跃然纸上。这种等级刺激，最终使许多寒门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多年来一直坚持相信：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此外，对造反派红卫兵而言，因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等政策，披露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给自己的生活招来麻烦的可能，这也是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不愿意出来道歉的原因。）    02 只有廓清历史真相，才能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辩护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辩护遮蔽不了最要害的问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都曾对社会有过巨大的破坏作用，盲目“破四旧”对文化的摧毁不可估量，随意打人、遍地武斗死伤者不计其数……这些恶果，不光造反派有责，保守派也有份。要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关键在于廓清历史真相，将历史责任具体化。 　　要明确具体是谁的责任，就不能含糊其词甚至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到1967年上半年，因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文革舞台。此后，造反派内部又分化出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大量惨烈的武斗，即发生在这些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如重庆市的大规模武斗，就大部分发生在原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个中原因，造反派领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此时，造反派们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为争取平等而斗争”，早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必须对造反派们当年的具体行为，做具体的分析，如此，即不难看出“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样的辩护词，在造反派发起的每场具体武斗中是否契合。这种具体分析，对保守派红卫兵也同样适用。 　　另外，还应注意：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保守派干的就是保守派干的，不能含混其词，更不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但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此类含混其词的问题很常见。譬如老舍之死，就很有必要搞清楚。老舍自杀前，曾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批斗殴打，一些相关的回忆文章，大都将这些红卫兵称作“造反派”，如老作家浩然说：“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但根据一位当日参与批斗老舍的女红卫兵的回忆，这些红卫兵未必是造反派，更有可能是保守派。这位女红卫兵在接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作者傅光明的采访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而仅以“她”指代。据“她”回忆： 　　“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九个成员之一。我在文革前是学生会体育部长，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选进领导小组，当时出头露面多一点。但最主要的领导是白乃英，我一般只管管组织站队，喊喊口号什么的。……（女八中）在石驸马大街，民族宫那边，后来叫158中，现在好像叫鲁迅中学。当时是女中。我记得那年8月21、22号，天气特别热。白乃英说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让我们去造反。她叫我带着人过去、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大约有150人。……我觉得当时的人有理想，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忙忙碌碌；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本来我可以不插队，但坚决要求插队。肯吃苦。可到了社会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太年轻了。我是有代表性的。比我小两三岁的人就更幼稚了。串联回来，对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1966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还是纠察队（笔者注：“她”的时间记忆有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也就是“西纠”，成立于8月25日），站在队里特自豪。”（郑实、傅光明编着，《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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