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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流危机：总数或消失一半

http://www.CRNTT.com   2013-06-25 11:34:43

“我们按照梯级开发的理论，把长江变成一条糖葫芦，这条河不再是连续流动的河流了，而是一个个相对静止的水库。这样的开发的结果，河流就不再存在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总工刘树坤认为，中国的水电开发之所以出现这问题，根源在于理论错误，”我们的水利理论是从苏联传来的，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关联和影响，只是追求发电带来经济效益。“ 　　刘树坤最担心的是，”河流静止的结果，原有物种消失掉，河流的生态系统彻底改变。“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李煜则认为，生态系统破坏的影响甚至比河流数量较少的后果严重得多，”自从60年代开展水利工程，钢筋水泥的堤坝就让我们的河流开始走向渠道化，这严重影响了河流和地下水源的连通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极大。“他说，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才开始普及水利工程环境评估系统，”其实，实实在在做了环评的大水利工程大概也只有三峡一个，通过了环评的三峡如今也在出现水质变差、物种消失等生态问题，更不要说其他根本没有经过环评的小水电站。“ 　　王兆印的观点是，梯级大坝至少对生态没有坏处，在西南地区还会改善生态。但引水式水电站和三峡的高坝大库对河流生态的破坏绝对是致命的。 　　污染同样是河流的一场重病，污染虽然不会让直接河流消失，但是在三分之二城市缺水的中国，污染无疑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 　　制作了《中国水污染地图》马军几乎到过中国所有受污染的河流，他坦言污染和河流消失之间也不无关联。他亲眼目睹镇江的农村，短短几年间一条条小河从能够清澈见底到变为垃圾场，然后村里不得不把河流填平或者堵死。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是一首河南的民谣，却真实地反映了淮河由”生“而”死“成为经济发展牺牲品的历程。 　　解药 　　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写在1999年，那时候他选择用”病魔缠身“四个字来当时中国的河流。百年不遇的洪水，黄河断流超过二百天，在城市大爆发的内河污染，海水赤潮三百多次，这些都逼迫这人们正视水危机的问题。但是，十四年过去，中国河流之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病入膏肓。 　　其实，中国人也并非坐等河流死去，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在试图给河流寻找解药。 　　1972年，周恩来派曲格平带团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大会，虽然代表团因阶级斗争而去，对环境和发展只字不提，但却带回了环保的意识，中国最早开始寻找河流污染的解药也由此开始。1973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召开全国环境保护大会讨论如何治理河流污染。 　　2009年，国务院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该项目在”十一五“期间总资金投入112.66亿元，”十二五“期间计划投入140亿元。 　　但是，治理污染的速度从来都跟不上污染河流的速度。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上，黑线代表着劣V类重污染河流，列出了超过12万条企业污染记录。”我们不能直接救亡河流，“马军用鼠标圈了一下电脑屏幕上布满黑线的污染地图，颇为肯定地说，”但是我们能把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引入环境管理中来。有了水污染地图公布的污染记录，公众就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理。“ 　　“公众参与“其实也是一个尝试，马军坦言保护河流最大的难处就在于公众参与得不够：包括公益组织，关心环境的人没有机会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 　　“决策权往往在官员和开发商的手中。掠夺资源、纵容污染企业可以促进GDP，对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而言是有利的，他们没有保护环境的动力，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这些人破坏了江河，却还要让他们来管理我们的江河，“马军说，”改变决策机制不仅是治理污染的解药，也是保护中国河流的解药。“ 　　今年年初，马军去考察丹江口水库水质，不禁惊讶于这一池清水，开阔的湖面，清澈的湖水，没有开发，没有污染，”17个月后，这里的水要运往京畿地区，这一池清水是南水北调的政治意义换来的，说明如果政府想管还是可以管得好。“ 　　“管好一池湖水又能如何？“看着碧绿的汉江水，马军反倒忧心起来，等到南水北调的救命水真的朝着北方流去，带来的也许会又一轮掠夺和瓜分。到那时，河流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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