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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检讨：反市场经济只能走进死胡同

http://www.CRNTT.com   2013-07-26 10:28:30

当时，重庆对涉黑资产采取托管方式，僭越了本应属于法院的权力。不仅导致了一批企业的死亡，而且混淆了警界与其他司法机构应有的平衡关系。在巨大的“黑打”压力下，许多企业家被迫外迁。 　　表面看，打黑扩大化的风险是有限定的，即针对的是特定企业拥有者群体。这也让打黑扩大化一度缺少了来自普遍民意层面的警醒。但即使抛开民营企业对于经济和就业的贡献率，即使从最普惠的平等“国民待遇”角度将企业家不看作特殊群体，也不能消解这种做法在更深层面的破坏力：打黑扩大化的实质，是权力的越界。 　　这种越界，今天针对某一群体，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群体。权力的自我扩张冲动，最终会导致涉及所有人利益的“破窗”，导致人人都成为潜在的利益被侵蚀者。更值得反思的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在中国市场经济前行20年后，在鼓励民营、私营企业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共识的前提下，为什么在中国的一个直辖市中，还能生成出戏剧化的这一幕。 　　极端的政治经济管理，只能来自极端的思维。而其渊薮，来自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形态。这种权力形态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中期中，发展成为极左的极致。当转型期社会中显现的迷茫思绪需要价值疏导时，原有的权力形态就与现实重逢，并获得了重生之机。 　　这种极端思潮重生的土壤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无论愿不愿意，过去包括文革在内的社会发展形态依然在很多人心中留有烙印。其次，在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固态化同时到来的今天，利益均沾和利益满足感都更难获得。这催生出部分人对计划时期的诗意描述，导致价值观分化加剧。第三，先得利益者，特别是不当得利者对利益的固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价值观的对立。当施政理念偏颇的时候，这些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叠加感受，就可能化生为巨大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并非代表真正的建设性。 　　我们不能断言，这样的重逢，仅仅会在2007－2011年之间的重庆发生。避免由狂热、民粹、权力越界、折腾为导向的对抗型发展模式，重构政商合作、官民合作的合作型发展模式，是今天重大的时代命题。这个命题，涉及政治、经济、价值底线的纠偏，以及纠偏之后的坚守。这个命题的根基，就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坚持推进。而市场经济“公平”的最基本理念，必将带来社会公平、国家法制，并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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