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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冀豫：为何左右两派都骂宋彬彬

http://www.CRNTT.com   2014-03-16 10:43:40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允许下，为毛泽东戴上了红袖章。从此“坠入”被符号化的一生。 （CFP/图）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们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不接受采访”，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那时，她有个外号，“小迷糊”。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壮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天安门城楼上，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这一“壮举”的直接导演，却鲜为人知。 　　“这几十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总结。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才能在那个上午被选拔进“代表”队伍，登上天安门，“策划”了向毛泽东献袖章事件。 　　这一切本来都是偶发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7名常委扩大为11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两个。此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红卫兵’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认了吗？”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我们俩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问：“干什么？”“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7次红卫兵，总人数达1200万人次。这7次接见已被“正规化”，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被戴上袖章的不仅是常砢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无数中学生在城楼上寻找着国家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以了拒绝。另外一个男生想给毛泽东的右臂戴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也被拒绝。两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一言不发，用手往下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对。”“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她没有料到，这几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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