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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 |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2:16:31 |
但知识人往往是将报刊当作了党同伐异的政治工具,并不遵循现代报刊所要求的说理规则,甚至经常有人滥用言论自由,虚构事实为自身的“说理”提供事实根据(比如清末反满意识的宣传)。报刊成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达尔文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的竞逐之地。清末《时务报》汪康年就曾经对这种混淆自由与责任的报刊文化痛加针砭:“报章之自由,固有无如今日吾国之京城者,上自王公,下至编氓,任意诋毁,莫或过问,甚至加入以极不堪之名目,诬人以无理由之事实,或形容闺阃,或演说隐匿,而莫或与办,一任夸张,吾谓言论自由,此为最矣。虽然,此非正理也。凡有法之国,其范围一切,皆极严密,虽保护言论之自由,然若出于捏造诬指,则所以罚之者亦极厉。” 晚清以降,报刊文化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种报刊文化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引入了新知,但同时也不乏意识形态的争夺。这是一个“报纸营造名士”和“名士营造报纸”的双重过程。依照史家杨国强的研究,其中不乏暗中操纵舆论(“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或者是公器私用,将报刊当作牟取私利的工具(“夫报馆者,国民舆论之利刃也,仁人义士持之,足卫国并以保民,若挟意气报私仇,持此以为凶器,复与独夫民贼何异”)。 杨先生对清末民初的这段舆论史有深刻的洞察:“以当时的中国而论,则舆论从一开始就不在理想的状态之中。旧日的清议能够成为天下之公议,全在于清议出自统一的观念而代表统一的价值。因此个体虽然各异,而清议则能以其统一的观念和价值维持评判和褒贬的统一。然而当中国人的自我形象破碎之后,统一的观念和价值也随之开始破碎。作为替代的东西,继之普照一时的西学自外而入,又各有流派。而后是士议转为舆论,不能不向西学讨观念和价值,与之为因果,则舆论以西学为谛义,也不能不各成流派。所以,晚清末期由报纸表达的舆论天然是一种不相统一的东西……不相统一的舆论更容易因没有章法而节节脱轨,变成可以操弄的东西。”知识人这种依托媒介自以为是的习性,在一种媒体文化造就的虚荣和政治文化形成的挤压之中,形成了一种不负责任放言高论的自恋意识。而当统一的价值体系崩解之后,公共说理就成了言人人殊,甚至鸡同鸭讲。共识缺乏,真理黯然,意见和偏见就成了言论市场上喧嚣一时的话语泡沫。 有着统一的义理和知识背景的传统在公共空间中被瓦解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主义”崛起的时代,主义之间,各执一端,互相争逐,难以妥协。如何在缺乏深厚说理文化传统,同时又被20世纪的意识形态迷雾影响过的中国,滋养一种新的说理文化来培养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扰当今知识界的重要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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