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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星星：文革中的性压迫

http://www.CRNTT.com   2014-06-08 10:09:07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 　　“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我还认识武汉部队一位青年诗人小金。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全军就诗名盛传。《解放军文艺》复刊时，我们同时被点名参加复刊工作，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也是初来乍到，孤独寂寞，有一天他看到隔壁住进了一位女性，入了夜，他便轻轻叩敲隔墙，听听有没有回应。一连几次，那当然有勾引对方的意思。不料那个女人不买账，隔天就告到文艺社，此事要在现在，充其量算个性骚扰，那时却是不折不扣的“耍流氓”。小金很快就被打发回去，从此人琴俱杳。我不但没有再见过，连他的诗也无影无踪，在报刊上消失了。这些人都可称当时的人尖子。他们再没有机会施展宏才，我不知该惋惜他们的不自重，还是该责怪那时的“一棍子打死”。 　　最抱屈的是当时还有这么一批朋友，他们只是和自己的对象即未婚妻提前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严惩。那时部队官兵的对象多在老家，常年隔离，小伙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动格外强烈。每当女方来部队探视的时候，这类事情就时有发生。按照“明媒正娶”的性道德，这当然越了轨。但是这毕竟只是“先上床后登记”，稍微要是讲一点人情人性，网开一面也就过去了。但那是一个“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年代，即便是未婚夫妻，提前发生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毫无例外地要让你没有好日子过。 　　我们通讯连有个副指导员，年轻有为，已经内定再提职。喜上加喜，未婚妻来部队探视。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队期间便冲破了禁区。小两口的秘密，甜在心里，连里也没人知晓。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来信说怀孕了。看来纸包不住火了，副指导员连忙向组织坦白交代，同时打报告要求结婚。几番检查终于过关，背了个处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汤。于是回去办喜事吧，月余以后回来，看他吊着个长脸，我明知故问：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气冲冲地回答：喜个，说是肚子大了，放了个屁啥也没啦！原来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经晚了几天，就惊恐莫名，连忙向丈夫告急。这下可好，孩子没怀上，丈夫的前程也毁个乾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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