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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餐厅里的“全能神”

http://www.CRNTT.com   2014-06-06 11:09:13

关于基层治理的具体方法，刘锐也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解决途径，他认为，在基层组织里面，包括党员、村民代表、小组长等，他们在农村里面对邪教组织都非常清楚。群众里面对这些组织治理的呼声也很高，但现在的基层组织显得有些软弱，处于半瘫痪状态。 　　所以，基层组织的涣散，反过来让这些农村里的地下宗教组织起到了某种称得上是基层组织的作用。社会学里面有“公共替代”这样一个概念，而这些组织成为了一种“替代”，他们在基层中承载了许多功能，像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互相救济，甚至在一些大病救治方面集资。很多时候，这恰恰是基层组织所需要组织动员的问题。 　　在刘锐看来，如果能够处理好基层治理这方面，有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基层组织治理不力，导致了正规的宗教组织和非法的邪教组织鱼龙混杂，充斥在农村中。这个问题从上级政府来进入解决反而没有从基层本身入手来得有效。因为在农村社会中，是不是邪教，这些村民群众是最清楚的。通过这些组织的表现，比如有些是骗钱的，这些在农村内部如果有监督机制，能够很快的发现。这个方面如果处理好的话，目前宗教组织混乱，邪教混入其中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文化治理还需张弛有度、润物无声 　　在网络上流传的一篇发表于2013年7月的文章（《信全能神教让我倾家荡产》）中，署名为杜兰兰的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信教的过程。90年代末生活在吉林省长白县的杜兰兰，本来在县城经验一家美容美发店，生活富足。但1998年一次回村给母亲过生日时，一位远方亲戚的送的一本邪教书让她走上了传播邪教之路，多年来攒下的积蓄也被悉数骗尽。而邪教之所以能蛊惑这位生活在城市的女性，正是在于其在思想文化上极强的组织性和精神上的恐吓与麻醉。 　　所以，在吕德文看来，治理人们的思想，不能简单依靠专政工具。采取高压态势打击和极端宗教思想相关的恐怖主义是可以的，但思想问题却不能依靠专政工具的打击。这十多年来地下教会和邪教的传播，显然和基层治理能力退化有关，基层干部不是不知道当地的宗教传播状况，而是不想管、不愿意管。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有效、长效的治理办法。 　　与此同时，地下教会和邪教的传播非常有策略，直接同我党和政府争夺干部与群众，村干部是他们最想传播的对象，那些家庭有困难、身体不健康的老弱病残更是会被积极拉拢，并且屡屡奏效。而且，这些传播具有明显的家族传播链条，也善于建立基层组织。邪教治理应该充分意识到邪教对我们的政权执政基础的消解。 　　在面对国家转型期中基层治理的问题时，刘锐认为，最终要的还是坚持群众路线，在群众中解决问题。在日渐原子化的城市中开展丰富有益的文化活动，将人们的精神生活组织调动起来；在农村里面多开几次会，村支部会议、村民代表会，都是解决邪教问题的途径。刘锐举例，在江浙调查时候，有一些党员非常想说邪教的事情，但是很少有发言的机会，如果给村民多一些发言的机会，很多问题就能够反映出来，也能够有解决的可能性。 　　邪教组织问题，简单的强力打击并非治本之策，而简单的强硬手段也不能达到治理的最佳效果。诚如吕德文所指出的，一般情况下，中国传统的宗教如佛、道等民间信仰，以及祖先崇拜，都是比较温和的，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文化仪式、生活方式而存在，如果把这些简单归为封建迷信来处理，恰恰造成贫弱群体中文化真空的出现。这反过来给那些外来的极端宗教提供了传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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