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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暴恐”不能一味“严打”

http://www.CRNTT.com   2014-06-25 09:26:29  


 
新疆问题的社会危机

  之所以说新疆问题是复杂的,是因为新疆问题集中涌现在近二三十年。尽管1930和1940年代新疆曾接连爆发过两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新疆的“东突”思想几乎销声匿迹。

  在文革结束之前,中国通过阶级斗争理念的推行和对“大汉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的双重批判,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普世价值兼中华民族价值双重性的中华民族认同。不过这种民族政策并未能够融合地方民族性。相反实践中的一些“极左”做法,为民族矛盾的反弹埋下了伏笔。

  文革结束后,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相对放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表现为了少数族裔文化本位性意识的恢复和中共国家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新疆如今的混乱局面某种程度上,同80年代初民族政策的调整有关。虽然当时政策调整的初衷是为了纠正了过去民族事务方面的“左”的错误,但是简单的民族身份的赋权行为,却刺激了族群意识的增长和更大的民族本位性权利的诉求。

  当下新疆的问题,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缩影。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大致是稳固而缺乏流动性的单位制,工厂、机关、学校、社队、街道等,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所,也是人们精神和道德模式的寄托。然而80年代之后,社会流动逐渐频繁,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断瓦解,而新形式下的基层结构腐败蔓延,民众的信任感不断降低。所以80年代以后,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管控能力下降,地区、职业、生活的流动性也更为简易频繁;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冷漠,既缺乏组织关怀,也缺乏邻里互动,社会松动势不可挡。

  在此情况下,各种宗教力量迅速填补空缺,成为了新的精神寄托和沟通中心,内地增多的基督教、佛教信众和新疆日益严格的伊斯兰教义就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原有的价值依托体系崩溃,新的文化、教育和社会体系无法有效的保障广大维族群众的生活生产需求。当内地社会都无法在转型中有效解决精神和社会变动带来的挑战时,处在“现代化”和“汉化”双重挑战的维吾尔族,必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暴恐犯罪也频发也就不足为奇。

  频频发生的暴恐犯罪,需要通过严打以强势进行威慑和遏制。但是单纯地强调打击,而忽视了产生暴恐的社会根源,将为新疆未来的安定带来巨大的风险。频发的新疆或涉疆暴力恐怖案件,在一定意义上,并不说明新疆有多么特殊,内地有多么安定。

  作者是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联合早报2014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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