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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跨境人口流动的风险与挑战

http://www.CRNTT.com   2014-09-14 10:07:10

某些来华外国人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的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民族成员迁入后开始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并挑唆某些中国国民背弃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言行极为放肆。在延边等地区，这种动向就表现得相当明显，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的隐患正在快速孳生。二战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其官方史书肆意歪曲、捏造历史，大肆宣扬对东北的领土野心，用歪曲的历史观灌输下一代，韩国尤甚，某些韩国政客甚至公然一再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2004年9月3日，金元雄等朝野59名议员向韩国国会提交了《间岛协约》无效决议案，声称我国延边地区（他们称之为“间岛”）是日本非法割让给中国的韩国领土，而且这种“割让”无效。2011年8月16日，一批韩国“社会贤达”在首尔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所谓“间岛临时政府”，并公布了“临时政府”徽章。从徽章可看出，他们企图占有的所谓“间岛”囊括了中国东北地区整个东半部直至辽西走廊，外加乌苏里江以东。 　　在韩国，鼓吹所谓“收复间岛”的组织相当活跃，参与者不乏国会议员和巨商大贾，韩国前总统李明博也曾参与。在长春亚冬会领奖台上高举“白头山是我国领土”纸牌的韩国女运动员就是在这种思想灌输下成长起来的。2011年11月10日，三星公司在上海举行手机新机型发布会，三星电子移动通信部总裁亲临主持，会上巨幅中国地图竟然将东北东半部用界线划出，中印边界也按照印度主张划出。如果不是韩方企业管理层久经这种思潮熏陶而习以为常，无论如何不会发生此等事件。 　　由于韩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暂时高于中国，韩国已成为中国大陆第六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以“韩流”为代表的韩国文化产品对华输出业绩斐然，延边和东北某些朝鲜族居民的政治认同已经或正在发生转向，出现了一些将对韩国交流置于对中国效忠义务之上的倾向。以至于韩国联合通讯社2008年11月7日报道有些韩国人开始在中国朝鲜族居住区承包农地现象时，竟然声称这是韩国资本、技术与朝鲜族地区农地相结合以避免朝鲜族地区“农地流失”的方法，言外之意，视朝鲜族聚居区的中国国土为臆想中的韩国—朝鲜族共同体私产，别人不得染指。我们切不可忘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犹太人社团正是通过持续在巴勒斯坦收购土地而获取了立足点，最终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的。延边自治州地方政府某些民族干部、某些部门存在浓重的狭隘地方民族心态，延边某些朝鲜族居民政治认同动摇，韩资企业、韩国旅游者、韩国基督教传教士刻意笼络渗透，这三种因素已经形成相互增进的恶性循环。假如我们继续掉以轻心，未来未尝没有可能爆发严重事态。 　　在我国收容并给予优厚待遇的罗兴亚难民中，相当一部分人也积极支持、参与了针对中国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活动，以至于罗兴亚人阿布•扎尔•布尔米已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的穆夫提，以一贯激烈反华、主张对华人和华资企业发动圣战而闻名。 　　从人口构成角度看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的潜在长久风险。同时，对于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除了关注此事对当地各派政治势力力量消长、经济财政负担等问题外，我们也不可忽视它可能带来的其他方面问题。因为香港有外籍佣工约30万人，其中12.5万人在港居住超过7年。特区政府评估，一旦外佣争取到居港权，以每个家庭4人计算，这些外佣将带来12.5万名配偶和25万名儿童，最终香港的人口将增加50万人。这样一座城市，陡然增加50万并不认同这个国家的居民，其影响如何，我们不能忽视。 　　抑制移民群体挑战东道国社会避险机制在当今中国社会亟待加强 　　城市外来移民稀释机制及其被破坏。如前文所述，在逐利动机驱动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中，外来移民通常集中于东道国城市；假如东道国国民人数足够多，而且能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顺畅流动，通常能够有效“稀释”城市中的外来移民，使之无法占据局部多数，进而抑制移民群体挑战东道国社会的风险，增强其融入东道国主流社会的倾向。然而，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和对外国人的片面超国民待遇两者相结合，已经破坏了上述避险机制。我国现行户籍制度阻碍农村居民移居城市、其他地区居民移居大城市，与此同时，对外资、外国人的全方位超国民待遇则蔚然成风，这种超国民待遇不仅包括社会上多年来啧有烦言的税收优惠，更囊括语言文字、购买房地产等众多方面。在迎接奥运的旗号下，我们不是借机向海外推广汉语，而是在北京强行推广的士司机乃至普通居民学英语；主要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对外国人购买房地产施加多方面限制，我国则多年未有任何限制，只是单向扩大准许外国人购买房产的区域，直到房价高涨、民怨沸腾的2007年才出台房地产限外令，但到2009年，北京、广东等最发达地区就在“反危机”旗号下急不可耐地放宽了限外令。由于上述对外资、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往往是在所谓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旗号下给予的，而我国又有超过1/4的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上述避险机制遭受破坏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 　　现行户籍制度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有其历史合理性，彼时两者并不足以造成破坏上述避险机制的风险，因为当时中国货币收入水平较低，不足以对外国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而且国内移民难度低于跨境移民。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受吸引来华淘金，运输的发达也使得偷渡难度日益降低，加之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情况变化使得原来无风险的制度开始形成了风险，要求我们作出相应调整。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激励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土居民竞争时的天然劣势、在一个不熟悉社会生活的困难压力，本来也足以有效遏制外来移民的增长，并在无形之中激励他们尽快融入东道国社会。但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无形屏障，从几个方面直接间接地激励了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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