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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的一九四九

http://www.CRNTT.com   2014-09-27 10:12:39

徐悲鸿作品《喜马拉雅杉松》，纸本，水墨，1940年   　　与北平艺专类似的学校的接管，其程序大致是：先召开负责人及员生工警代表会，由军管代表宣布接管方针、政策，征询他们的意见。接着开全体大会，宣布正式接管，讲解方针、政策，接管以后，其人员生活、业务即统由军管会处理，并酌留军管代表或联络员驻于该处，到正式移交管理机构接收为止。负责接管的人员为军管代表及联络员，军管代表代表军管会，负责接管对象的人事、业务、生活诸方面的管理，包括向接管机关及原负责人宣布政策要点和接管命令，向全体人员说明接管办法，审核旧人员之去留，监督原主管人员继续进行工作，并在发布命令与档上副署，调查研究本单位情况和熟悉业务；联络员负责了解情况向上反映，帮助军管代表执行具体工作。人选都是事先审慎配备的，并且都采取小组制度，各单位均配备三人以上的代表组与联络组。联络组一般常驻接管的学校，代表组看各学校具体情况决定派驻与否。除了取消训导处外，一般学校一律以留用为原则，一面通过地下党与进步群众及派驻的联络员实地进行调查，对各学校的各种人事关系、各人员的政治面貌、学识技能、群众影响都进行大体的了解，即要把“纵的系统接收和横的检查结合起来”。国立北平艺专的“综合材料整理”应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做出的。 　　除了人事，对于课程的改革，中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们深知课程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将旧制的课程分为三类，分别对待：内容反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必须根本否定；内容基本可以采用，但其思想体系、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属于资产阶级系统，理论和实践有若干脱节的，将来必须加以改造或改良，这主要指理、工、农、医、铁路等院系，但一时还无暇解决这个问题；课程内容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为文学、教育、经济、地理、艺术等，这些课程或则部分暂时尚可以采用，或则某些方法技术暂时尚可采用，须批判地分别处理。针对当时的情况，在课程内容方面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所谓“抓紧思想上领导”，即“组织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有限地规定题目”，在各大学进行学术讲演，内容就是唯物史观和新民主主义。 　　在以上这样一个接管基本思路和对徐悲鸿的内部调查的基础之上，我们不难揣测徐悲鸿的尴尬处境。尽管在政治家们的权衡中，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徐悲鸿以他的声誉最终仍然保有其校长之尊，并先后被选为出席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与会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声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同时，他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以及教学安排显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权力。戴泽所说“在国立北平艺专可以说是最称心的时候，也是很满意的时候他有权处理学校里面的事，他说了算”，就曲折地表达了这样的含义，一句“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说明问题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莫过于解聘寿石工和强行调离宋步云了。 　　寿石工年长徐悲鸿十岁，寓居北平后，以书法、篆刻着称，工诗词，在北大、国立北平艺专讲授诗词及金石篆刻学。二人相识、结交于1928年底徐悲鸿第一次来北京做艺专校长期间，算是多年的故交。1946年7月21日徐悲鸿曾于南京即将赴平前致函先行抵平做准备工作的宋步云：“步云吾兄惠鉴：……寿石工先生系我老友，也系校中将来同仁，请告其一切并求彼相帮，觅临时住处。寿石工先生住西安门外迤北黄城根十八号。”宋步云也的确按此“指示”请寿石工帮忙安排了徐悲鸿一行的住处。李松《宋公行止考补》认为此信大致可以透露三方面信息，即徐、寿为故交；徐在安排艺专教员时，寿是优先考虑人选之一；寿曾协助艺专复校事宜。正因有这样一层关系，故在1947年10月国立北平艺专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的“三教授罢教”中，寿石工虽支持三教授、与徐悲鸿观点有别，但没有公开参与和议论此事，且事后仍在艺专任教，也依然与徐悲鸿是好朋友。甚至在1950年寿石工逝世时，寿夫人请徐悲鸿题墓石，并以所藏梁山舟著书墨为酬，等等。 　　从罢教事件后寿石工的“安然无恙”中，可见徐悲鸿对这份友情的看重，因此其反对解聘寿石工，并非像军代表理解的“怕得罪人”那么简单。但寿石工在艺术上为共产党人所诟病的“保守”态度以及他所担任的古典诗词、金石篆刻等课程的被取缔，使得他的去留问题并无太多悬念，对此，徐悲鸿肯定是无奈和不称心的，但还不至于有很深的触动，而宋步云的离去就性质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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