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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但使国宝永存吾土 | |
http://www.CRNTT.com 2014-11-01 09:23:14 |
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 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 “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沉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张伯驹将国宝献于国家的第二年,他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陈毅知道我父亲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20年后,刘海粟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在建国初的一次文物展览会上,陈毅与张伯驹一见如故。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4年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达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 但张伯驹的命运继续向下滑落。1967年,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快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雪天里,被拒绝落户的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原来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上了,只留了一间,就是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一间里头大概分了两间,外头放了一个桌子,父亲在那儿整天写什么,里头屋子是睡觉。” 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过了一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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