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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怎么看“中等强国战略自主”新趋势

http://www.CRNTT.com   2026-02-23 00:24:44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026年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视频截图)
  中评社香港2月23日电/今年初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了震撼世界的长篇演讲,他将过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比喻为一块正在被撤下的“虚假招牌”,并号召“中等强国”联合起来应对变局,在国际事务上争取战略自主。几乎同时间,法国、韩国、加拿大、英国等国首脑相继访华,表达深化合作意向,令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等强国战略自主”这一话题。

  我们认为,需结合理论、历史、现实、政策等多个角度理性观察和分析“中等强国战略自主”的当代意涵与表现形式,并对其未来演变趋势进行把握。总的来看,“中等强国战略自主”是国际权力转移的迹象,体现了国际实力格局的变化,但其两面性决定了只有“战略自主”与和平共处、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理念相适应,中等强国才会成为引领新秩序、建构新规则的积极力量。

  第一,中等强国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聚焦的概念,国际权力体系较稳固时,中等强国虽有自主意识、自主行为,但难以产生集体性、战略性效果。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中等强国”并非是严密而独立的概念,而是与现实主义理论谱系下权力转移理论相关的名词,主要指在国际权力等级体系中,处于“支配性强权”之下、众多小国之上的“金字塔”中间位置。毛泽东主席晚年所创“三个世界”理论中的“第二世界”,就是在美苏两极体系之下,由中等强国所组成的国家集群。中等强国拥有一定综合实力、影响力,也具有一定自主性,但其所在等级体系越是稳固,战略自主就越难以发挥、越难以转化为集体性行为。

  冷战后,世界进入一超多强与全球化阶段,中等强国指以美国盟友为主的中等发达国家,但随着中国崛起、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话语权增加,中等强国的指涉对象也随之发生改变,但其作用始终受到国际权力结构限制。例如2013年澳大利亚、韩国、印尼、墨西哥、土耳其五国发起“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然而十余年过去,该组织始终停留于非正式、松散的对话平台,既未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多边机制,也未能在解决国际问题中发挥实质作用。

  第二,当前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意识抬头,本质是国际权力重心转移、权力体系重组的趋势,在外交政策上的具体表现,是“百年未有大变局”之见证。

  过去,国际热点问题长期由“南北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与“东西问题”(意识形态)横纵两条轴线所支配,在上述二元叙事中“中等强国”的面目相对模糊,本质是美国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下,中等发达国家的普遍依附地位,而今“中等强国”概念强势回归,该群体的战略自主意识抬头、战略自主行为出现示范效应与扩散效应,恰恰是国际政治板块摩擦与位移的“先声”:“要求自主”与“拒绝依附”形成了现象的一体两面,支配性强权地位的松动则是根本原因。

  当前中等强国所表达的“战略自主”叙事,具有“三不要”的特点:既不要特朗普2.0的单边、孤立主义,从去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万斯批判欧洲的演讲引发盟友嘘声,到此次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慷慨陈词引发满堂喝彩,都是生动案例;又不要民主党以“伪多边主义”为包装的“新冷战”,近年来许多中等强国幡然醒悟,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早已败絮其中,拒绝回到“选边站”的阵营政治;还不要参与“新秩序”,仍希望利用“旧秩序”获得利益最大化,因而对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角色持有一种观望而谨慎的复杂态度。

  第三,中等强国战略自主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稳定世界政治、建构全球治理新秩序的积极力量,也可能异化为倒退性、颠覆性力量。

  从积极角度看,战略自主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注入了多元性、能动性。近期,多个中等强国领导人强调,保持平衡务实的外交路线不仅符合国家利益、也具有道义正当性,说明并非是“左右逢源”而是“我自岿然不动”。由此可见,当中等强国实现战略自主,广大南方国家得以摆脱霸权阴影,一道展开务实的互利合作、推动区域化与互联互通,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与反全球化、主持国际公平与正义。

  但另一方面,战略自主也有可能沦为“潘多拉魔盒”,在国际秩序转换、国际信用赤字、国际规则失灵的“空窗期”酿成重大风险隐患。以日本为例,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战略收缩并向盟友分摊安保责任,右翼势力借机迅速窜起,令以“正常国家”为核心的日版战略自主得到现实支撑,现任高市早苗获得较高国内支持度、坐拥三分之二多数,更加剧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再以西方国家组成的“意愿联盟”为例,正是北约与特朗普政府对俄分歧的制度化产物,而该机制的常态化,致使乌克兰危机复杂化、也令俄欧矛盾长期化。

  综上所述,“中等强国战略自主”本质上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客观决定主观的人类历史演进规律,要把握住其中的机遇、应对潜藏的风险挑战,特别是要积极引导与“中等国家战略自主”与“四大全球倡议”相适应、相兼容、相向而行,充分发挥中等发达国家在避免大国竞争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稳定力量,广泛团结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脉络的国家,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