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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

http://www.CRNTT.com   2009-04-18 09:02:54

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就设定了“服务社会”的宗旨，他认为，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普通的商店是卖货物的，银行能卖的只有服务，他说：“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服务意识，为此他确立了六条原则：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不仅陈光甫如此，其他企业家也多如此。荣德生曾经对钱穆说起了兄弟俩办厂的最初动机，就是救助社会失业，也就是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 　　保持独立性，这是近代企业家阶层留下的一个不能忽略的传统之一。从晚清商会的诞生，到民国时的勃兴，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会在中国社会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晚清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曹锟贿选、“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宪政、“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多数时候商会都是站在时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其领导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当选者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商会、工业会之类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独立性。1948年11月22日，全国工业总会在上海开会，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凭的是实力和资望，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属意的人选是陈蔼士。在当选的15位常务理事中，包括了“永久黄”团体的李烛尘，荣氏企业的李国伟、荣尔仁，以及胡西园等人。 　　承担社会责任，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近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的鼓励。张謇自述办实业的动机是为了教育，他从办第一家大生纱厂到二厂、三厂，到铁厂、油厂、面粉厂、印刷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把实业作为支点，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办师范、办普通中小学、办幼稚园甚至办大学，然后建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剧场、公共体育场，以及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医院、公园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几乎是以企业办社会，南通成为他建设“新新世界”的试验田，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模范城。“张南通”真的是名副其实，他不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这个“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卢作孚主持的重庆北碚建设几乎就是对“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他在建设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园，整顿匪患，训练人，一方面办工厂、开矿，然后办学校、办图书馆、办电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国西部科学院。 　　在寻访近代企业家遗迹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干脆地名都叫“三厂”。这些都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活着的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也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切都是依靠一个企业家、一家民营企业完成的，我们感叹的又岂止是工业化的力量，或者那些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在这些因素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去追问、去寻思。 　　他们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张謇以30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宪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称为中国的现代化之父。卢作孚曾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财富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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