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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http://www.CRNTT.com   2010-12-24 13:53:23

后来到布拉格，是共产党领导的国际学联招待我们，住在布拉格最好的饭店，捷克斯洛伐克的团中央招待我们吃住。有一次他们问想吃什么，我随口就讲，想吃鸡。没有！布拉格最好的饭店也没有鸡。第二天他们很高兴说可以请我们吃鸡，盘子端上来，那一口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是咬不动的。他们带我们到街上看，供应也很困难。 　　但到了英国呢，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已经恢复正常了，供应完全不同。那时候两个对比非常强烈，但还没有怀疑到整个制度问题。我们还是很坚定地为自己祖国辩护的。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刚好有两个美国学生来到那里，学生会就组织我们和他们辩论，唇枪舌剑，争论很激烈；一些旁听的英国学生说，东方脑袋就是行，当时觉得很得意。 　　我研究生毕业回广州，一上火车就给了我一个很震动的消息：现在广州一个人一天只能买两毛钱的肉。两毛钱肉是什么概念呢？一块钱一斤肉，两毛钱就是2两肉，很少。上海和北京是全国保证的重点，无论怎么困难，那边的物质供应都很充足的。 　　毕业回来教政治经济学，但“大跃进”后经济完全没办法研究了。上课只能按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基本观点讲，讲自己的观点不行，而且经济资料是保密的、封锁的，完全看不到。我这个人又爱动脑筋，什么事情都要寻根问底，所以很不适应。我想，历史或许是个比较宽的天地。于是就开始读历史，回答自己的困惑。我研究的起点不是想教人，而是首先教自己，找出心中困惑的答案。这样我就转去研究中国历史，有空就往图书馆钻。“文革”后转到了哲学系，讲中国近现代哲学史。 　　后来下乡，我们去的是个很富裕的地方叫高明，围田区，土地很多，人均土地面积广，吃饭不成问题。后来搞起了“大跃进”。“大跃进”的做法令人生疑，因为没有什么新的生产力引进来，全靠拼体力、加夜班，很不合情理。没有肥料，就动员人家将老的泥砖屋拆掉做肥，其实作用不大。而且指标越来越高，最初说增加20%到50%，后来说100%。 　　有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因为我是下乡干部的组长，也去列席。开到最后，县领导说：现在排队。认为晚稻能亩产800斤的往那边走，认为不行的就留下。一个秋季要将产量提高一倍，这是有常识的人都认为办不到的，但这却是县委的号召与决定，作为共产党员，要不要听？很多人跟风，走过去了。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我所在的高明县大楠合作社的支部书记杜鹏飞瞪了我一眼，说：你认为行？我不吭声，脚跟也不动。这对我终身影响很大。在关键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对就是对，不对就不对，不能含糊。 觉醒 　　幸好在那个时代还能够读书。可以说，鲁迅和胡适是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中学时候鲁迅是我的一个精神导师，1949年以前我几乎把鲁迅的书全读完了。胡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读的，那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弄得很乱，图书馆馆员何永钟先生费了很大劲把《胡适文存》帮我找齐。我把胡适的全部著作都拿来看，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何先生又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原版汇齐了一整套提供给我，我才知道梁启超是怎么回事。我读了以后，感觉他们讲得都对，与我中学时候读《观察》领会的东西很符合，就是教你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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