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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于历史尘埃的辛亥女杰

http://www.CRNTT.com   2011-08-30 14:52:53

吕美颐：舆论的反应非常复杂，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有。因为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的认识往往更加多元化，而各类报刊也有激进、中间、保守之别。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多数男性虽然对后来的女子参政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女性参加革命是支持和肯定的。中国的男性和女性一直共同生活在君主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下，同是受压迫者，多数情况下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当时，女性有两大举动令男权社会刮目相看：一是奋起争取自身权利，包括受教育、婚姻自主、参政、经济独立等方面权利。二是将投身反帝斗争视作为国承担义务，一些激进女性还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这是女性的义务，但首先应当是女性(参与社会、历史变革)的权利，但在当时，挽救民族危亡这一历史诉求是首要的，此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一直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很少独立进行。 　　新民周刊：为什么革命男性在与女性并肩作战之后，拒绝承认女子参政权，而孙中山对于女界诉求也采取拖延、斡旋，甚至给出了一些遥不可及的答案？为什么革命男性和革命女性的关系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吕美颐：这个问题，可以从阶级、派别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来理解。作为阶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作为派别，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别于立宪派)。这样的阶级和派别，他们是希望利用妇女这部分社会力量的，任何有战略头脑的阶级为达到斗争目的，都会尽可能扩大自己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所以革命派对于女性参加革命活动积极支持。但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又使其不愿意同别人分享胜利果实，所以排斥曾经跟他们并肩作战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女性。革命派对于革命目标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妇女解放的认识始终参差不齐。1912年3月重新制订中国同盟会总章时，曾经把“男女平权”写进了政纲。不到半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又把这一条拿掉了。孙中山在回答女性请愿者质疑时表示，这一变动是多数男子的“公意”，他个人也无能为力。这表明，革命派中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认识仍停留在传统性别制度的层面上。至于孙中山本人，我认为他对妇女解放的主张是很坚定的，在很多场合、很多文章中都有过表述，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还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妇女解放的决策。但他属于思想比较稳健的一派，在革命派男性群体施压下，他的退让，可以说是策略，也可以说是软弱。而女性当中，张默君等人与孙中山的想法基本一致，也主张不必马上参政，而是要求参议院预留女性席位，认为女性参政涉及参政能力、社会影响力等问题，应通过发展女子教育来解决。 　　新民周刊：造成这些革命女性千差万别的个人结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吕美颐：民国建立之后，部分女性继续参加革命或从事女权运动，另一些人则重返学校，或者接受了政府的工作安置。也有很不幸的，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当了尼姑，个别的沦为妓女，还有的在遭受种种挫折之后自杀了。应当说，任何一次革命对于个体而言都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个人的结局不同是很自然的。这与具体的生活环境、个人的选择乃至个人的性格有关。但就女性整体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皇权，却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性别制度，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生存空间，所以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一些保守势力甚至在革命之后对于参加过革命的女性更加歧视、排斥。从根本上说，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相对于政治革命，性别制度的变革总是滞后的。 　　史料的缺失 　　新民周刊：综观历史，为什么革命刚结束女性即淡出视野，而此后的教科书更是鲜少提及？ 　　吕美颐：原因比较多。我们现在谈女性参加辛亥革命时说的“不少”，其实是相对于零而言，实际上参加同盟会的女性也只有50人左右，当时在社会上有些影响力的女性大约180多人。也就是说，女性参加革命斗争的总人数、它的活动，相对来说还是少。此外，记录她们活动的资料也很少，很分散。这么少的人、这么少的活动、更加少的记录，所以研究很困难。我本人也深有体会，研究妇女史时资料的搜集比写其他类型文章困难得多。此外，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歧视影响到了传统史学观念，这是对女性活动和贡献漠视的内在原因。记录的缺失和研究成果的不足，与记录者、研究者缺乏性别视角密切相关。妇女史在研究领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反映的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折射出生活的现实。 　　新民周刊：纵观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没有一条女权解放运动的历史脉络？女性在辛亥革命的所作所为是其中一环还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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