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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幷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是改革停滞与倒退的风险,是“改革陷阱”或者说是“转型陷阱”。 |
中评社北京11月24日讯/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各方面开始突然关注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悲观者认为中国已经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并且列举了相当多严峻的问题;乐观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阶段”,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南方日报发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匡贤明文章表示,如果把视野拓展到世界范畴,拓展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就可以看到,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是改革停滞与倒退的风险,是“改革陷阱”或者说是“转型陷阱”。
文章分析,第一,中国的问题不能仅从发展角度来看,更要从体制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主要还是发展的角度,比如人们常说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美元,就进入到矛盾与问题的突发期,但这个说法并不尽然,中等收入阶段与矛盾突发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转轨大国,仅从发展角度来分析中国,恐怕并不全面。“改革陷阱”则主要从体制角度来分析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处于矛盾突发期,关键在于这个阶段的体制是否适应了发展的需求,如果不适应,就难以有足够的能力推进相关的改革。如果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缺乏动力推进改革,改革停滞不前,必然会积累矛盾与问题。因此,用“改革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更能揭示为何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失去发展的动力。
第二,中国始终面临着“成长陷阱”。即便从发展的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也并不全面。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掉入陷阱中,经济增长会长期低迷甚至倒退,社会矛盾积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人均GDP长期徘徊,社会温饱问题长期难以解决。这实质是一种“低收入陷阱”。同样,假设我们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也并不必然万事大吉。在高收入阶段,如果体制僵化,同样有可能出现“高收入陷阱”。例如,日本在高收入阶段中,由于政策失误、体制僵化、改革乏力,结果陷入“高收入陷阱”中,失去了宝贵的十年。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不如讨论“成长陷阱”,亦即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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