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郑永年：中国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2-03-06 09:26:55

大外交需要体制的支撑 　　外交的政治重要性并非抽象。尽管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但这种认知并没有反映在机制上。本栏之前论述过中国缺失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的机制。尽管外交利益多元化、声音多元化、决策角色多元化，但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统筹外交事务。在任何国家，除了总统（总统制）和首相（内阁制），外长和财长最为重要。美国的国务卿在正式的行政系列上的位置是第三，实际上的位置是第二。中国的外长不知道出于第几位？但很显然，外长只不过是众多外交角色中的一个，并且其行政级别并没有较其它角色高。外长在政治系统中的等级不够，权力不够，其他国家就会对其不那么重视。更重要的是，在和外国打交道过程中，很多本来应当抓住的机会往往流失掉。 　　要实现“大国大外交”，中国首先必须具有一个大外交的制度结构，没有这样一个结构，小外交的局面还是继续。如何改革体制？从体制运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类似于俄罗斯或者法国半总统制的体制。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总理之间的分工，类似于这些国家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分工，国家主席和总统都是掌握外交权的。当然，中国的国家主席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这一事实。如果意识到体制的这个特点，中国至少有两种相关的制度选择。一是改革目前的国家外事领导小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得这个组织变成一个实体。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尽管由国家主席（总书记）担任，但因为这个组织是个虚体，难以拥有重大的外交决策所需要的资源。“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设想在1990年代末有过，也进行过一些论证，但至今没有落实。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并且外交至于中国内政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设立类似这样的一个大结构势在必行。 　　如果这一设置还有有困难，那么至少必须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甚至是政治局常委，来专门负责外交，并且辅助总书记（国家主席），在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开展工作。在中国，一个领域的政治重要性，主要表现在该领域处理事务的领导的政治级别。钱其琛担任外长时同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国在1989年后在那么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很快改变了外交环境，这是当时领导层亲自抓外交的结果，而当时的外交重要性，也表现在人事任命的政治行政级别上。中国的大外交需要一个大结构来支撑。 　　再者，大外交格局的出现，也要求中国吸收消化一些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挑战。这里主要指的是限任制和年龄限制制度。限任制和年龄限制是改革开放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近年来越来越制度化。这些制度变革应当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它们从制度上保证了个人专断已经成为不可能，也保证了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但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这些制度创新也带来了一些“缺陷”，就是如何确立政治责任。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