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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全球化中的东亚模式

http://www.CRNTT.com   2012-05-15 08:06:38

理性、有序、和平的民主化 　　社会制度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为和平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中产阶级在其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有政治参与的要求，这是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保障了民主化进程的和平性质，即人民都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四小龙”当中，韩国和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新加坡在原来的选举政治的基础上，政治发展也在加速，香港的中产阶级也在追求民主化。但不管如何，如果和欧洲国家早期民主过程中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工人阶级运动）相比，东亚社会的民主化显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他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与西方先发展国家相比，东亚政府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都经历了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市场驱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是规制经济活动的角色。在社会建设上，只有等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西方整体制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才开始涉足社会领域。也就是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把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转移到以依靠选票的民主合法性。 　　但在东亚尤其是“四小龙”，情况有很大的不用。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政府不仅主导产业的发生和发展，而且积极引导产业的升级。学术界，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制度建设，培植中产阶级，从而避免了类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阶级运动。日本政府在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类似工资“倍增计划”等政策，提高劳动者工资，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香港、韩国和台湾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就了有利于公平性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 　　这里，日本和韩国的企业集团值得强调。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国际竞争力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大型企业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和企业联盟的结果。没有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很难实现日后的大发展。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人称之为“东亚战略型资本主义”，但批评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前者指向政府和企业关联的优势，后者指向这种关联的劣势。新加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更是典范。从社会阶层变化来说，东亚社会的中产阶级从产生到壮大，花费了比西方短得多得多的时间。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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