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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自由主义：反孔子的“托拉斯”

http://www.CRNTT.com   2012-05-31 12:01:27

“正义的火气” 　　一般认为胡适在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按照郑振铎的说法是“发难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发难”态度。他不仅选择了更加温和的“改良”，而且还是谦虚的“刍议”。他在篇末特别提到，希望读者能够匡正纠错。也就是说，胡适认为自己只是提出了一种见解，抛砖引玉，以讨论的态度研究问题。 　　而北京的陈独秀却嫌胡适的态度过于温良。在紧接着的二卷6号上，他亲自写了一篇《文学革命理论》，自称“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把胡适的观点、态度全面升级，不仅要高举“‘文学革命军’之大旗”，而且要在旗上大书特书他的“革命三大主义”。 　　胡适看到陈独秀的文章后，感到不妥，便又回了一封长信。胡适说，虽然他在自己的诗文中，和朋友讨论时常会用到“文学革命”，但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还是用了“改良”而非革命，是“刍议”，而非教条式的论断。胡适认为，文学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定的。他更希望国内知识分子能心平气和地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成熟了，问题就解决了。他不敢以自己绝对正确，而应该允许他人“匡正”。 　　然而，陈独秀却不以为然。他回覆胡适，承认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的原则，但是就白话文学而言，这件事已经很清楚了。“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钱玄同的态度则更加激进，把白话文的反对者直接扣上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帽子。他的态度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一、二年级国文一律改为白话文体，并从1922年开始在小学全部试行白话文教学。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文，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被白话文取代了。革命派大获全胜。一则，时代使然，如生物进化自有规律。而另一方面，则与新文化运动推进者的激进态度密切相关。 　　对于陈独秀的激进，胡适晚年也有过正面的评价。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绝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骂还是不骂？“绝对之是”，还是“匡以正之”？激进与保守，两种态度，两种取向，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第一次交锋。能骂出声的是陈独秀、钱玄同、鲁迅，都有留日的背景；反对谩骂的是胡适、王懋祖、任鸿隽、张奚若等，他们都是留美的。留美留日的两拨学生，知识背景不同，价值信念也有区别，他们虽开始在一起，但分道扬镳几乎是必然的。 　　留美的汪懋祖写信给胡适批评《新青年》说：“如村妪泼骂，似不已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任鸿隽从美国回来写信给胡适说：“谩骂是文人最坏的一种习惯，应当阻遏，不应当提倡。” 　　而钱玄同则写信给胡适，批评他的态度过于“周旋”：“老兄(胡适)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 　　1924年，白话文运动的论敌林纾去世。胡适特地在《晨报》写文章纪念。他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的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为了还林琴南一个公平，他还抄了5首他的白话诗，还其一个本来面目。而钱玄同等仍旧不饶恕，他在《写给刘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中说：“我底意见，今之所谓‘遗老’，不问其曾‘少仕伪朝’与否，一律都是‘亡国贱奴’，至微至陋的东西。”最后，还要加上一声“呸”。 　　胡适的“宽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内在裂痕，最终导致了团体的分裂。这种“绝对之是”的态度，慢慢形成了不容忍的空气，成为胡适后来所说的“正义的火气”。对自由的追求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胡适晚年在给苏雪林的信中反思说：“‘正义的火气’就是认定我自己的主张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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