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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题：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四项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2-11-11 08:57:58

“德政”一：蒋介石优待日本军民，有需要依靠他们遏制中共势力扩张的因素 　　蒋氏的讲话，有明显的针对性。其一：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毒害，对“优胜劣汰”信奉到了变态的地步，这是其发动二战的深层原因。蒋氏曾精细研读孙中山《建国方略》，该书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有过深刻反思，认为基于“道德仁义”的“互助”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其讲话也确实对信奉“优胜劣汰”的日本产生了很大冲击。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即认为讲话愈加凸显出了日本的战败不但因为军事的失利，更因为道德的堕落。 　　但更重要的针对性，是国共政争的现实需要。蒋氏对战后受降问题十分焦虑，1945年9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此时唯一政策，在接受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受东北之失地。”受降意味着土地及物资，尤其是武器。按中共的要求，是就近受降；而按盟军的指示，是只能向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一方面，中共解放区与日军占领区犬牙交错，而国民党部队大部分在后方，输送颇费时日；另一方面，日军受盟军指令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但同时又受到中共部队要求受降的军事压力。此种情形下，蒋介石选择的办法，是与日军“合作”：蒋要求已经投降的日军不得放弃武装，在国民党军队抵达放区之前，必须坚守阵地。 　　8月15日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讲话，显然有安抚日军、激励其替国民政府坚守阵地的目的。8月18日，冈村宁次即公开回应“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也很显然与蒋氏15日的讲话有莫大关系。稍后，9月11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而其原有架构，则全然未动，仅更名而已；已经办理投降宣誓手续的日本官兵，也不称战俘，而称作“徒手官兵”，其原有部队的指挥体系亦继续维持；且“徒手官兵”纳入国民政府军的补给体制，与国军官兵享受同等补给，拿同等薪资。而日军为了替国民政府守住阵地和物资，自8月15日宣布投降，至次年1月10日，仅华北地区死伤及失踪不明人数，即达9000余人。 　　基于上述的政治背景，在华日本军民在之后的遣返问题上颇受优待，也就不足为奇了。据日本防卫厅统计，日本宣布投降时，其在中国的总兵力有1847800人，包括中国“本土”1055700人，东北66400人，台湾128100人。其中由国民政府负责的受降区，有日本现役军人1183800人，平民999470人，合计需遣返2183270人。这些被国民政府遣返的日本军民，事后大都对蒋介石感怀不已。其缘由有三：其一，遣返效率颇高，国民政府动用了中国航运力的80%来运输这些归心似箭的日本军民，1946年7月即遣返完毕；其二，国民政府允许每位遣返的日本军民，可带1000日圆回国，较之其它战区不许携带任何钱币财物，有天壤之别；其三，允许每位日本军民携带30公斤行李回国，其时，日本国内因长年供应战争且饱受美军轰炸，粮食及物资极端匮乏，携行李回国的日本军民，生活往往因此比本国居民更宽裕。60年代以后，以这批军民为基本骨干，日本成立了许多以“感谢蒋介石”为宗旨的“日华亲善协会”一类的民间组织。许多人还为蒋介石建庙立碑以示纪念，如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1985年3月4日条下就记载有：“日本人建‘以德报怨之碑’于千叶县呷町，以示对我先总统蒋公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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