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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厌恶“拼爹”时代

http://www.CRNTT.com   2012-11-20 14:19:22

“霸权的分工”的完成，意味着存量权力和公共资源乃至法律和制度的制定，都可能进一步向特定群体和利益者倾斜。 　　“社会霸权群体”当然不能不恰当地占有所有资源，仍然有存量或新的增量资源供普通人使用，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不当使用公权力的状况尚能容忍的原因。 　　但机会和资源几乎变成了私相授受，其他群体的上升通道更加窄逼，个人奋斗的自我成长之路愈益艰苦而充满波折。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圈子化，社会及个体的创造性力量被扼制，被消解，前行的动力明显衰减，社会失去了本应该具有的活力，也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这一过程在摧毁社会活力的同时，也摧毁了传统价值和道德判断，带来的是最原始的未加控制的对权力和资源的可怕欲望和力量，越来越多人倒退回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与传统封闭社会不同，西风东渐之后，民众的权利概念得到启蒙，人们对于利益被侵犯以及机会被剥夺的敏感性和情绪远远超过过往历史上任何时候。 　　“社会霸权群体”不断占有更多资源的同时，普通人希望通过正常努力上位的愿望也更强烈。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不公正的容忍逐渐变小，即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言：人们很快都提高了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它有助于社会不安情绪的形成。 　　传统社会中，“高衙内”父子的恶行靠的是口耳相传。但现代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李刚”们黑暗中的交易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过去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认识，大多经过了提炼和概念化，但当人们今天借助现代技术直观地感受到现场感的描述时，其冲击可想而知。于是受伤害的情绪得到放大，从个体蔓延至群体。许多人看到别人受害，就联想到自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共鸣情绪越来越普遍化，而且瞬间就能酝酿汇集起来。 　　社会酝酿着强烈的不安情绪，系统性风险正在加剧。而“李刚”们，正是那掀起风暴的蝴蝶的翅膀。（文／朱学东） 链接：调查称父母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收入地位 　　2012年11月19日15:07　中国周刊  　　二代收入差距背后 　　这仍然是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时代吗？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湖南省委党校选择了相似的课题 　　——父母身份对子女的影响——结果都指向一点： 　　父母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的收入、地位；公务人员父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李宏彬递给记者一本《大学生调查论文集》，今年5月成书，论文来源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关注的是：什么决定了大学生的收入和代际传递的问题。 　　李宏彬，现任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斯坦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博导。 　　作为这次调查的主要领导者，李宏彬参与了前期设计和后期结果讨论的全过程。从调查到出论文，持续了三年。在这场调查中，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公务人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大学生，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题目。接受调查的有来自19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4%的大学生是所谓的官员子女。 　　他翻开271页，是一篇题为《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的论文。论文的结果是：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着正向的影响，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高出13%(约280元/月)。公务人员子女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有显着的工资溢价的情况。 　　李宏彬说：“这篇写得很隐讳。” 　　他们只能推测，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父母与估值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也可能是父母有着更好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他们也排除了诸多可能，譬如：是不是这些子女学习成绩更好、个人素质更高而直接影响了工资高？是不是他们在大学期间通过学生干部和技术证书等积累了更多人力资本而影响了工资……研究组给出了一系列周密的经济学公式发现，这些可观测到的学生自己的特征并不能解释这种工资溢价。 　　相反，“有一部分是我们(研究者)无法观察到的，但是雇主能观察到。”一些不可观测到的因素与其父母的政治资本相关。 　　调查发现，在控制父母的其他特征，如户口、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甚至更大了。做这份研究，持续了三年。李宏彬说，“现在还在不断出论文。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话题，做这个调查，是想从学术上做一次探讨，对人们熟悉的现象做一些科学分析，数据设计，找到一些数据的证据而已。” 　　这的确是个再熟悉不过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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