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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昭:习近平、戈尔巴乔夫与新加坡模式 | |
http://www.CRNTT.com 2013-03-11 08:58:56 |
新加坡模式最为核心,也是最有别于中国的是,新加坡是一个高度讲法治的社会。这方面,新加坡更像是一个西方国家,一切规则透明化、法治化。即使是涉及最高领导人的案件,也只能由司法途径解决,而非“批条子”、“递纸条”。相对的,中国是一个高度“关系化”的社会,司法威信度不高。权势阶层往往依赖特殊资源和途径,减轻甚至免受法律的惩罚。正如福山所说:“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 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发展模式,但独立发展、几乎没有外界输入的社会,在今天微乎其微。一方面,政治总是处在发展的态势中,经济增长、社会新参与者的动员和外国模式的流行,都在提供政治变化的契机;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政治制度的变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动真格反腐、劳教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政的起点。如果希望中国和平民主转型,习近平可能偏好的新加坡模式,已经是一个积极信号。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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