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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改革中国的特权制度

http://www.CRNTT.com   2013-05-21 09:25:12

第三，特权也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即造就了社会的越来越不公平。人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这些特权群体实际上是有钱的阶层，但现在的制度并不要求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向市场购买服务。进而，很多特权者即使不需要某种服务（例如药品），但出于自私心理，他们也往往会根据规定而变相地领取这种服务（例如把感冒药换成其他的营养药品），从而造成严重的浪费。这样，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公众，尤其是穷人阶层，所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少。因此，人们说，一个高干多活一年，需要消耗掉多少老百姓的福利。 　　其次，特权造成了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在所有国家，社会服务的均等化的其中一个社会目标，就是要保障给于社会成员差不多的起点。但如果特权阶层享受和消耗掉了大部分公共服务，不仅面对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难提高，而且社会机会会变得更不公平。实际上，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每一年新投入的公共服务费用（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绝大部分，被政府内部的特权阶层所消耗掉了。 　　其三，社会代价也表现在特权所导致的社会高度封闭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堡政治。城堡政治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呈现出固态。流动性减少，当然也影响着机会的平等。 财政和政治双重危机 　　怎么办？中国必须改革特权制度。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很多有效经验，因为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如何改革？首先必须对特权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从经验上看，特权可以加以限制，但很难甚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把特权限制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应当是改革目标。共产主义从理论上是要彻底消灭特权的，但在实际上创造出高度特权的阶层。这不仅仅发生在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前东欧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人人痛恨特权，但人人都向往特权，要想彻底废除特权的革命性和理想化的反特权方式，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搞不好就是走向反面。 　　从制度层面来说，有很多制度可以限制特权。首先是社会服务和福利的货币化。无论是对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在大大减少非货币化的收入或者服务的同时，实行合理的高工资。其次，逐渐拆掉城堡政治。党政官员可以实行高工资制度，但必须向市场购买服务，就是说去医院看病要付钱，也要花钱到市场上购房、购食物等等。这些制度对执政党来说会有巨大的政治红利，即长期执政。类似的制度可以使得党政官员不脱离社会，了解社会现实；它们也有助于社会对党政官员进行监督，从而可以减少和控制他们的腐败程度。 　　政府也可以通过开征遗产税、地产税等方式确立一系列新的制度，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利于长远的政治利益。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现在是丑态百出，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已经出现了“纨绔子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满清王朝晚年出现过，也在欧洲贵族统治时代出现过。欧洲特权政治最后导致了统治阶级“政治基因”的衰落。因此，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尤其是民主化来临之后，各国都出现了诸如遗产税那样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特权的代代相传，延续特权群体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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