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文化大观 】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 
燕山大讲堂:决定国家盛衰的缠斗

http://www.CRNTT.com   2013-05-29 12:29:00  


 
章立凡:我们的自信从何而来?

  主持人: 谢谢袁老师。我们在拟定今天的主题时,最开始时是想谈谈中国梦,无论什么人来解读中国梦,相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这个国家更强盛。袁伟时老师回应了这个问题:国家强盛的根基是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民生状况变好,同时社会稳定,进而如何处理外交关系。回顾历史,我想请章立凡老师讲讲有哪些值得我们汲取的经验教训?

  章立凡: 袁老师的书我拜读后,感慨颇多,袁老师和我不一样,袁老师经历过民国和共和国,在两个时代都生活过,有切身体会,而且他做的反思已经超越民国,可追溯到更远的年代。

  我听了袁伟时老师讲的三点,第一个问题讲的是制度问题,第二个问题讲的是道路的问题,第三个问题讲的是文化或者理论的问题。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自信,这种自信从何而来?我想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有的深刻理解才能有一个共识,官方和民间有共识以后才谈得上自信。回想历史志士仁人们、思想的先驱们,他们曾经有过一次又一次的中国梦:梁启超有《少年中国说》;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阐述了了“三民主义”;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又给描绘了一个中国梦,讲到我们未来要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我们走过了一百多年,还处在历史循环中,现在所面对的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所以要反省:我们到底在什么方面出了问题,为什么别的国家都能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路,而我们总是在怪圈中走不出来,这是今天所有中国人都应思考的问题。即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得失利弊,我们哪些做对了,哪些事情产生误区,误入歧途了,这需要我们反思。第三个问题是文化与制度,这点袁老师也开了头,到底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现在有两种决定论,我个人认为这两者互为因果。先说到这里,谢谢!

吴稼祥: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创新机制

  主持人:该生的未生,该死的未死,吴老师怎么看?

  吴稼祥: 这本书我读了前面两节,后面翻了一下。“缠斗”好像两条蛇纠缠在一起的感觉,但我更认为像鬼打墙,这样的“缠斗”不是人和人在斗,而是人跟墙在斗,转一圈回来,转一圈又回来,就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上一样,以为自己跑了几千里远,结果是一根指头的距离。为什么是这样?袁伟时在这本书里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一切灾难来自于文明的落后。怎么理解文明的落后?关于文明落后的问题我有两点体会:

  一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并没有问题,不仅没有问题而且非常强大。这个基因像种子种得很好,但有规模障碍,要给文明的落后下一个定义,我认为是六个字“专制、压制、机制”。袁老师说以前队长打锣、拿枪让你去工作都不不去,但一承包,谁都拦不住他去工作;我的一个老师也说,工农兵学员时,一个警察带着工农兵学员去上课都不去,而一高考就都去了,这是机制。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创新机制,为什么不能创新?因为创新损害稳定,统治阶级睡不着觉,创新到我的皇宫里怎么办?老有这样的担心,所以这个问题不止缠斗一百年,而是缠斗了三千年。我们的基因非常好,是一个道基因,道基因有内化和外化。世界文明有三大基因:一个是西方的逻各斯,逻各斯只有一个外化的功能,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是进攻、扩张,最大的缺点是过度,总是过度消费、过度工作,干什么都过度,所以带来了问题。印度的是梵基因,这个基因也有问题:过度内化。印度人口不比中国少,但他们奥运会的金牌几乎等于零,因为他们文明的基因是不竞争的基因。中华文化是一个遇刚则刚、遇柔则柔的基因,是世界上抗击外国侵略者最刚强的民族,毛泽东革命也是最刚的革命,邓小平的改革是比较柔的改革。我们的基因很有韧性,内化、外化很好,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国家规模巨大,规模一大就有三大偏好:偏好集权、偏好稳定、偏好个人崇拜,第一首《东方红》就是舜作词,三千年前就有东方红这首歌。

吴稼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鬼打墙的路会继续走下去

  袁老师说自由和稳定是一个对子,规模巨大,中华文明的特点是有稳定,但没有活力,没有自由,所以一定要把影响所有稳定的因素消解,然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所有创新机制被掐断,然后结果是建立一个王朝消除一些腐败,洗掉了一些旧包袱,但后来又掉入腐败陷阱,然后又从头再演。1911年来我们的循环更是下行曲线,清王朝末年出版社不需要登记,报纸是民间的,银行可随便登记,现在能行吗?不过现在比改革开放前强很多了,从君主到蒋介石的一党专制,进而到全权政体(从皇权、威权到全权),一百多年来中国走了这样一条路,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大魔咒。

  邓小平和陈云当年组织中央会议,是彻底否定文革的,1986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是这样的状况。我们的民族很有意思,走了一个循环。袁老师写这本书表明我们现在的思想状况让人堪忧,包括茅于轼老师演讲,经常被人骂,80年代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状况?这个问题今天就不讨论了,我觉得可以找到脉络。简单说中国改革基本上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的决战,1992年计划体制彻底失败,但又不让你搞政治体制改革,权威制慢慢发展起来,平等的渴望增加,在平等的启示下,既有计划体制的爱好者,也有文革体制的爱好者,他们想回归到毛泽东时代,而今的问题是如何解开这个扣?我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鬼打墙的路会继续走下去,我们不能再走俄罗斯的老路,全盘苏化已经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将来中国民主化也不能俄化,因为俄罗斯已经重新走在了中央集权的道路上。在中国这样的土地上如果不能实行多中心治理,简单说不搞联邦制,我们会继续鬼打墙下去。俄罗斯现在就在鬼大墙,有两个鬼:一个是普京,一个是梅德韦杰夫,两个人玩二人转,在缠斗。即使搞了民主,但仍然在缠斗,是因为他们的结构形态。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