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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明窗小札1963》：民众利益高于国家

http://www.CRNTT.com   2013-07-29 15:40:38

不过，饶有趣味的是，虽然金庸在文章的开头从总编辑和主笔变为一个普通编辑和撰稿员，自喻为只是“十万个臭皮匠的收发员”，但到篇末却无意之间又显露出自己扮演主角的身份。他写道：“我们说的对，请大家赞同，我们说错了，请大家指正。欢迎读者们不断来信。”从前面的“我”，到行文一半之后，就开始转用“我们”，单数的“我”是作者本人，而复数的“我们”则代表编辑部乃至《明报》了。尤其是最后一句，“欢迎读者们不断来信”，类似口吻和语气不是一个专栏作者所说的，而是应该出现在总编辑的“编后记”里。 　　类似的现象还可以从《明窗小札》中涉及论述到《明报》及其栏目的文章中看到。《自由谈》是《明报》于上世纪60年代初开设的栏目，该栏目内的文章所讨论的内容以中国大陆当时的时政经济为主，针对同样的现象或问题，刊发不同意见的文章，甚至是双方观点尖锐对立的辩论。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专栏的《谈“自由谈”》谈到：“《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经过七十多期之后，虽然‘大’是谈不上，‘刚’也不见得，至少，‘有容’与‘无欲’，我们是做到了。”这种语气绝对不可能来自一般的编辑，或某一部门的负责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是金庸当年创办《明报》就提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栏目编辑的方针，更是《明报》整张报纸一直遵循的方针。上述这段话是一种自谦的总结，也是一种充满自信的肯定。更不用说紧接着金庸还谈到，“目前的困难，是《自由谈》的篇幅还嫌小了些。为了发挥这刊物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在经济上许可的时候，每星期能再加多一期。”毋庸置疑，这完全是总编辑或社长的话语了。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周兄在香港时，曾说他那部书的书名决定叫做《香港之北》。现在改了《仿徨和抉择》。前一些时，又听人说，那部书的第一章叫做“费彝民和我”。费先生我也相熟的，我很想看看那书中说些什么。周兄到伦敦后，我从没跟他通过信，偶尔见到他太太只是间接的相互问候一下。昨天读了中央社的通讯，我心中只是想着《乐毅报燕王书》中的两句话：“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往往觉得他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他这本新书是否会反过来挖苦一下中共和大公报中的许多旧友呢？ 　　中国读书人一向把“温柔敦厚”四个字，作为文章风格的最高标准，也是做人风格的理想之一。如果我有机会写一封信给周榆瑞兄，一定是为了劝劝他：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想，然而在持身立品这方面，总是要勉力做个君子。 ——摘自《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1963年2月25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本报的长期读者们或许都会记得，几个月前，当古巴危机十分严重时，本报社评曾大大赞扬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他是最明智的哲人，说他是本报最佩服的当代伟人。这不仅因为他大声疾呼的反对核子战争，以九十高龄，尚自为了人类前途而甘心入狱，还因为他向来主张容忍异见，主张开明，主张头脑清醒而反对盲目崇拜。他的人生哲学是：“找寻一种方法，使得人类在社会中生活，不必竭尽所能来损害旁人。”我们办报的哲学，主要是孔子的哲学，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与罗素的哲学几乎是一致的。就像孔子一样，罗素的最终理想是大同世界。在他每一部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书中，他都认为，人类的前途寄托于一个世界政府的组成。 　　我们也拥护世界政府的理想。虽然目前看来似乎很困难，但我们深信，这是一条必然的途径。当春秋战国之时，中国就是天下，晋楚之争、秦赵之争，其激烈之程度，也不亚于今日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但这些国与国的界限终于泯灭了，中国大一统而成为一个国家。今日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比当年从秦国的咸阳到齐国的临淄实在要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不能说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摘自《罗素的信仰》　196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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