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在何方

http://www.CRNTT.com   2013-08-15 13:53:58

“慰安妇”毛银梅坐在家中。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现实困境：国内缺乏法律、资金乃至制度上的支持，民间对日索赔只能在日本开展 　　民间劳工对日索赔发起的诉讼几乎都是靠日本和平运动团体提供的律师、资金支持。“日本人帮助搞受害调查，再拿着日本人的钱，到日本去告日本政府(企业)”，这就是中国对日诉讼的真实状况。曾作为中国受害劳工的调查研究者参加了安野劳工受害调查、诉讼的全部过程的刘宝辰感觉很力不从心：“中国民间投入较大精力的关注者屈指可数，更缺少有实力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没有经费是众所周知的现实。况且中国民间的活动还要受到某些限制，支援者能够坚持下来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他们对受害者的援助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民间对日索赔在国内缺乏支持还有体制层面的原因。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民间组织获得民政部门的批准。由于得不到批准，在中国的所有的掳日劳工联谊会均没有名分，只好在名称后面都加上“(筹)”字。由于其组织一直没有获得公开注册登记，没有一家中国企业愿意或胆敢提供经济援助，害怕承担风险。“劳工们斗争十几年，却不能堂堂正正地合法维权。”所以，中国民间劳工对日索赔，只能在日本展开，也不得不完全依仗日本方面的资助与承担。 　　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困境只是整个民间对日索赔困境的一个缩影。国内不少人乐于搞“反日”，却很少有人会参与此类事宜中去。当然直接参与到诉讼中去需要专业能力，但是一些间接、眼前的事务还是鲜见人问津。以“慰安妇”为例，据多年从事中国“慰安妇”问题调查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统计，中国“慰安妇”有20万之多，中国从2000年开始援助这些老人，“以前每个老人每月100元，现在每月能发200元”，但中心账目常常是赤字。“中国的‘慰安妇’大多靠收养的子女养活，有的人生活非常窘困，而且，许多人就在贫困中死去。”除了“劳工”和“慰安妇”，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都面临相似的困境。而那些见证历史的老人们，大部分已经进入高龄并陆续去世；收集第一手证据的时日无多，没有一手证据在诉讼上将愈发困难。（《“慰安妇”决议案背后的角逐》，南香红，南方网》 欲摆脱困境，不妨参考其他国家民间索赔的成功经验 　　韩国政府努力寻求国际关注，迫使日本政府无法回避慰安妇问题 　　保护受害者、对于受害历史的梳理不单是基于人道主义，从政治层面来说，也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对事件的关注，从而给日本造成压力。在韩国，有由教会、民间组织、企业、个人、政府共同成立的“慰安妇之家”。在该组织的努力下，韩国政府于1991年7月专门成立了一个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委员会。1993年，韩国国会又制定一条了关于帮助“慰安妇”的专门法律，对幸存者登记造册，为其提供援助。同样也是在这个组织的督促下，1992年，韩国政府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慰安妇”状况的报告，“慰安妇”问题从此得到联合国的关注。 　　国际关注，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自90年代初以来，联合国人权组织几乎年年对日本政府发出劝告，要求他们正确对待历史，尽早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对受害者，特别是慰安妇受害者和奴役劳工受害者做出赔偿。日本二战慰安妇问题从鲜为人知，到如今成为日本政府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韩国政府寻求国际关注的努力功不可没。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