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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香港文化人不再谈论北上？

http://www.CRNTT.com   2013-08-26 08:32:58

2003年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一年，后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和二十三条立法等问题相继爆发，港府出现深层次的管治危机。 　　从数据上来看，香港名义上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已经由1997年的11%急速跌至2003年的负3.4%，香港的失业率也由1997年的2.2%跃升至当年8.6%的历史最高。1999年至2004年间，香港又经历长达六年的通缩期，由1999年的负5.8%直至2004年的负3.3%。内忧外患之下，中央推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启动自由行，内地因素由此构成之后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帮助香港从低谷中走出，再次重现繁荣。 　　与此同时，中国在2003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开始持续发力增长。在“中国速度”的高速推进下，内地的城市发展往往在一夕之间就可以改头换面。紧挨着这么一个快速崛起的巨大经济体，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放弃持续了三十多年对内地的优越感，他们的行为方式悄然发生了改变。当初移民海外的港人掀起了回流的大潮，根据《南华早报》今年5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996年至2011年期间，有超过65，000名在香港出生的加拿大移民回流香港，过去15年的总人数则超过153，000。另一方面，香港人前往内地消费、置业，乃至工作、定居则成为一波新的潮流。在这样社会流动的大背景之下，本土文化人只是香港北上大军中一个并不特殊的群体，香港依旧只是“他城”。 　　在社会结构层面，这一批北上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学者吕大乐《四代香港人》划分中的第三代香港人。他们普遍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人生壮年，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却受制于香港奇特的跨代结构而不易在历史中顺利登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战后婴儿潮的“第二代”。这一批精英一代是香港繁华时代的受益者，代表着九七回归前的“香港成功范示”。他们掌握了各行各业的人脉资源，自然不会轻易地从位子上离开，让位给下一代即第三代香港人，甚至更要以百业翘楚的姿态对下一代指指点点。 　　譬如说一位媒体人，二十多年前就当上了报纸总编辑，现在他还是在当报纸总编辑，他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年轻的一辈永远都不会有——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后来就更不会有，只能永远浮沉，永远不会有处理大问题的经验。这种跨代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不得不逼迫第三代香港人喊出“香港的郁闷”，促使他们去到一个更广的框架下寻求发展机会。用北漂文化人李照兴的话说，就好比一粒方糖，需要放进更大的中国茶中去溶化，这样才能“重新磨合出一种独特性，发挥出一种新味道，成就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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