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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http://www.CRNTT.com   2014-05-20 09:33:03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尽管没有民主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干部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常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和金融等。 　　在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需的。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一些高层领导人来自国有企业，他们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变得有机不可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功能分成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所说的“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在高层（政治局和常委）实行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高层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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