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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战略 | |
http://www.CRNTT.com 2014-06-08 10:01:06 |
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应接受均势逻辑,他认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是基于国家利益需要,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均势简直无法想象。尽管他对美国例外论笃信不疑,但他认为除去不介入的利益之外,美国还有真正的外交政策利益存在。老罗斯福的前提是,美国跟其他强国没有两样,她不是独一无二的道德化身。若美国的利益与他国相抵触,她有义务凭借本身的实力取得优势。他并不相信仅靠实践公民道德,美国便能够维护和平或实现其命运。正如美国《时代》杂志在1958年纪念他百岁寿辰的封面文章中所说,他运用“一种新型的力量——威慑”以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老罗斯福希望,通过参与并为一个革命频仍、战火纷飞的世界而缔造出均势体系,可以维持健康的、循序渐进的国际体制。可以认为,老罗斯福并不认为美国需要道德性崛起,相反接受现行均势逻辑能让美国迅速发挥更大国际角色。对充满道德幻觉的美国人来说,老罗斯福的构想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伍德罗•威尔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试图提出一个全新的道德体系来替代均势逻辑。威尔逊总统“十四点”演说中指出,美国参战的目的是“在世界生活中确认正义与和平的原则,反对自私和专制的强权,是在世界真正自由和自治的民族中间确立目的和行动的一种协调,它将从此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可以认为,美国参与一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场战争的性质,使其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强相互争夺权势的传统争霸战,而成为一场十字军的东征、一场“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战争”。美国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现状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旧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变革。由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威尔逊总统的意识形态攻势得以“成为指导交战国各方追求与制定和平的官方原则”。这样,在均势逻辑仍占据主导甚至被认为仍如日中天之际,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事实上为美国抢占了未来国际关系的道德高地。 当然,威尔逊的失败更加明显,真正将道德高地与权力政治有机结合起来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将其祖父的均势外交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相结合,罗斯福既确立了美国崛起的道德权威,同时又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手段。“罗斯福的手法不一而足,在谈到目标时十分崇高,在战术上却迂回曲折,在提出问题时相当明确,对个别事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比较含混其词。他的许多举动都走在宪法的边缘。当代总统当中没有人能用他的方法而仍能保住职位的。但罗斯福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安全空间在缩减中,而轴心国若获胜,美国将无安全可言。最重要的是,他发现美国历来所拥护的价值观都被希特勒恨之入骨。”可以认为,正是这种道德高地,确保了盟军的最后胜利和美国的全面崛起,也使盟军可合理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 回顾美国从经济性崛起到军事性崛起的历程,可以发现美国在这约半个世纪里的最主要努力事实上在追求其道德性崛起。尽管美国从建国之初便自封了其道德优越地位,但这一国内共识如何转化成为国际道德权威,并能与国际现实有机结合,仍经历了重大的反覆。一旦国际道德权威得以确立,美国作为世界中“确保善的力量而行使恶的手段来维护和促进善”便是合理的,进而诸如贿赂外国官员、暗杀外国元首、推翻外国政府、实施军事干涉等都成为合法的了。换句话说,拥有国际道德高地可赋予相应的大国垄断合法使用国际非道德力量的特权,如同国家垄断在国内的暴力合法使用权一样。 四、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 尽管并不明确,但大国崛起的成败经验和历史探索的确为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某种参考。笔者认为,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应大致遵循一个四步走战略:首先实现体系内的经济性崛起,然后是通过引领世界历史潮流而实现道德性崛起,最后才是发展军事能力及寻求国际地位的制度性保障,即实现军事性崛起和制度性崛起。这一四步走战略存在一个大致的先后次序,即经济性崛起是实现中国崛起的物质前提,因此往往是第一位的;而道德性崛起是中国崛起的基本道德支撑,是中国物质能力转化为战略、安全、思想和制度能力的保障,因而很大程度上应当先于强制能力或约束能力的发展;作为强制能力,军事性崛起是中国全面崛起的标志;而作为约束性能力,制度性崛起可与军事性崛起一起为中国可持续性地崛起提供保障。在军事性崛起和制度性崛起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先后次序,二者可同时追求,但总体上应在得到道德支撑的情况才可更为积极和进取地予以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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