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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 | |
http://www.CRNTT.com 2014-07-30 10:08:15 |
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依法规范警察权的理念,公安机关采取逮捕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也必须先经司法机关的批准。西方国家亦大体如此,主要区分只在于,一些国家的检察机关也和公安机关一样属于行政而非司法系统,权力更向法院集中。 但是,由于中国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只是相对于行政机关,仍要受到同级党委的领导,且法院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一般不进同级党委的常委班子。上述13号文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地方公安厅(局)长若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在法院、检察院面前就有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在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情况下,公安、司法间的关系便有倒置之虞。 虽然一些警界人士认为,这一模式主要针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旨在加强公安机关在政府内部的话语权,不会直接干涉到法院、检察院,而且,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二级部门,实践中也常存在非警务因素干扰执法的情况,公安厅(局)长“进班子”,也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抗干扰能力。但是,毫无疑问,随着周永康进入政治局,一个大公安的维稳综治时代已经到来。 截止2011年5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当选副市长时,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84%;对27个省会(首府)城市、4个经济特区所在市、国务院批准的18个较大的市等49个城市统计则发现,有42个市的公安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86%。 运动治警 周永康走马上任之时,正值中国进入1949年后的第四个犯罪高峰期。数据显示,自2000年,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40%,有的地区达到了60%以上。社会治安恶化的背景下,对警察扩权和严刑峻法的呼吁在体制内外都非常强烈。 但另一方面,全国警力严重短缺,经费保障缺口巨大。据一篇题为《中国基层警察缺衣少食 权力薪酬不相当很危险》的文章记载,到2005年,根据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统计,全国1-2人的派出所有3723个,3-5人的有16533个,占派出所总数的一半。各地公安局特别是基层派出所长期难以得到有效的财政支持,经费不足是老大难问题。为维持公安部门的运行,从首都北京到边远山区,警察都在忙于罚款、收费、创收。按时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的话说,警察长期吃着这三种饭,财政拨款的“皇粮”太少,却要公安部门先创收再返还,创收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各种自立的、超范围、超标准的收费和到处拉的赞助,这叫“杂粮”;此外还有罚款,警察都被分配了查处卖淫嫖娼、交通违章等的罚款指标,吕卓管这叫“尿泡饭”,“‘皇粮’吃不了,‘杂粮’吃不饱,‘尿泡饭’吃得一身骚”。 吕卓也承认,“警察腐败的一大根源,就是警察变成了一个创收、营利者,由此必然导致他们在执法时产生偏差。”2003年四川省对全省公安系统的经费状况所做调查令人触目惊心,有个百万人口的县,每年公安部门正常开支要2700万元,县财政只给了1/5,其余的都要公安部门自己“创收”,相当于全县人均被罚20元钱。 在进行充分调研后,2003年,自39岁即成为全国最年轻公安厅长的吕卓决意从“饭碗”入手,重塑警察形象。当年6月,四川公安厅颁布第6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民警参与经营娱乐服务场所及为其违法活动提供保护的规定》以及第7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机关乱收费、乱罚款的规定》,两令各有4条,合称“8条严禁”。2004年1月5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的意见》(俗称1号文件),规定县级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由县级财政负责保障,财政部门按核定标准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公安机关的基本支出需要,不留缺口。 由于这次警察经费和治安财政改革发轫于周永康刚刚离开的四川省,坊间多认为它代表着周永康“规范治警”的一次努力。事实上,四川省的前述1号文件刚刚发布第三天,远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就做出批示,“四川省财政不算富裕,但能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值得其他地区学习推广”。当月底,周永康到四川视察,又赞叹道:“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点,四川干了一件大事。”当年9月,财政部和公安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制定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正式将警察“吃皇粮”运动推向全国,并确定了“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等机制保障。 不过,2005年4月,担任四川省公安厅长已11年、刚到50岁的吕卓,因违规用地问题被免职,黯然退居二线。周永康曾经试图以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将计划经济体系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管理体制向“以条为主”的垂直管理转型的努力,似乎也因为“勇先锋”的下课而偃旗息鼓。人们可以看到,警察的非警务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受命于地方政府,参与房屋拆迁、经济纠纷等事务,作为交换,吃上“皇粮”的地方公安部门,依然拥有在当地大吃“杂粮”和“尿泡饭”的权力。 在几项控制警权、理顺警务激励机制的规范化改革落空后,周永康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足以撼动或者没有必要去撼动系统自我扩权的冲动,将这种力量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下,应该是更明智的选择。他开始改弦更张,用自己和旧系统都更为习惯的方式完成这种“控制性规范”。一方面,其在位期间,公安部重修了大楼,改善了办公条件,还为部里干部“解决了数百套房子”;另一方面,周永康用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集中性活动,取代了进行体制性改革的初衷。 “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当公安部长期间,各项政治性的活动比较多。”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向财新记者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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