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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的一九四九

http://www.CRNTT.com   2014-09-27 10:12:39

与人事相比，更大的改变体现在课程改革上。 　　从1949年3月初的新学期开学开始，军管会代表便出席了历次校务会议、教务会议，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课程的改革。但这一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军管”到华大三部并入的八九个月间为第一阶段，课程中除了政治思想教育方面课程和副科有较大变动外，主课和系科设置均未有大的变动，教学方式和内容基本维持着徐悲鸿掌校时期的状态。但共产党人利用这八九个月的时间，扫清了外围，稳定了局面，安抚了人心，为业务上的接管做好了充分准备；也正是这一阶段学校教学基本维持原状的状态，让徐悲鸿误以为专业课的教学还会沿用他的方法，以至于他会对胡一川说“业务我来管，你管思想工作”，此话既说明他对解放区美术干部业务能力的不信任，也说明了他对解放区的美术教育经验和共产党文艺政策的不了解。 　　从1949年10月开始，这一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月初，华大三部的胡一川、王朝闻、王式廓、张仃和罗工柳组成美院党组正式进入学校领导层，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大。首先调进一批解放区的美术干部，其中既有丁井文、杨伯达这样的行政干部，也有伍必端、林岗、李琦、顾群、邓澍、冯真这样的业务助教（第一批共调进27人）；其次从华大美术科学生中挑出20多人到艺专办美术干部班，培养一年后分配工作，目的是把华大的革命作风带到艺专来。该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胡一川一方面“对徐悲鸿很有耐心”，一方面有力、有效地“通过思想工作很快扭转了美院的方向”。胡一川主要做了五项工作：1.在师生中吸收新党员；2.因为徐悲鸿所谓的抓教学，主课只有素描，没有创作课，这跟解放区很不同，也不符合新形势需要，因此由王朝闻负责发动了“红五月创作运动”，把师生的业余时间都利用起来，通过办展览、评奖、向报刊推荐作品等办法，极大地调动起师生的兴趣和热情，从而推动思想的逐步转变，连徐悲鸿本人也亲自下乡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3.加强理论课，由王朝闻、艾青在大礼堂上大课，讲美术史和文艺理论；4.提出下乡搞土改，是高校中最早参加土改的；5.调进一些著名学者如王森然、蔡仪等，加强理论师资。这样，胡一川在不妨碍徐悲鸿主抓教学的前提下，极大地干预了教学的内容本质。这也预示着延安鲁艺的传统必将快速取代和消化一切其他的办学思想和方法，包括徐氏的教学体系。 　　在共产党人看来，徐氏教学体系是“照搬法国学院派”，“主课只有素描”，但“尚可采用”的还有“某些方法技术”，因此不像林风眠、刘海粟教学体系那样“被取代”，而主要是“被消化”。被消化成什么了呢？华大三部刚一并入（11月11日）就首先召开了讨论素描教学方法的座谈会，希望扭转过去素描教学各自为政的现象，即开始触碰素描教学徐悲鸿教学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了；之后，随着创作课越来越重要，艺术服务于政治越来越明确，年、连、宣等普及型美术占据绝对优势，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学体系被大规模引进，徐氏体系的这点“方法技术”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被消化成微弱而潜隐的因素，只剩下“写实”这样一个主张，不包含具体方法（方法主要是引自苏联的结构素描体系）这就是备受争议或诟病的所谓徐悲鸿教学体系，而这种争议或诟病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林、刘体系被取代、徐氏体系被名义上保留，林、刘体系完全不见容于新政权，而徐氏体系被新政权所利用。     应该说，经过1949年一年的改造，中央美院的教学主流已经不再是徐悲鸿方式了，我们在总结建国后的美术教育的时候，需要先把这个问题理清楚。在20世纪末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反思中，曾有人将中国美术教育的问题归罪于徐悲鸿一个人，我觉得是高估了徐悲鸿的作用。1949年之后，没有哪一个人对学校或教育，会像民国时期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罗家伦之于中大、林风眠之于国立杭州艺专那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总体趋势是与教授治校渐行渐远的，对教育有影响力的主要是政治，教育的发展是被一次次的改造、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决定的。 　　在这个时期被撤销的课程包括古典诗词、金石篆刻、书法、文字学、中国神话、希腊神话等。在有留学背景的人执掌的新式美术学校中设置相当比例的传统内容，是民国时期美术教育的共同特点。而1949年后，这些课程首先被撤销，使得美院课程中传统内容严重缺失，且长时期得不到恢复，留下了几乎无法根治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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