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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境与改革取向

http://www.CRNTT.com   2015-10-25 08:04:33

中评社北京10月25日电／当前的中国经济，正陷于杠杆膨胀与通缩加剧、去杠杆与防通缩抉择两难的困境之中。宏观层面的积极、宽松政策，或落于对高杠杆火上浇油、对防通缩于事无补的尴尬境地。摆脱这种两难境地，需要有区别于以往的、更强有力的金融深化与结构性改革，并以此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迅速增长的杠杆与泡沫 　　财新《中国改革》发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孔泾源文章分析，1.货币供应量迅速攀升。2008年-2012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其中，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2008年末的47.52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末的94.42万亿元，激增50万亿元。其与GDP之比，达到1.88。近几年，为了应对经济下行，货币供应增势未减。到2014年末，M2增加到122.84万亿元，经济的货币相关率进一步上升到1.93，较之1978年的0.32，扩大了6倍，创下新高。广义货币供应量跃居所谓全球“五大印钞机”之首。货币供应量迅速攀升，给实体和虚拟经济均带来一系列隐患。 　　2.资本市场结构畸形，流动性、高杠杆非理性涌入。正常发展的资本市场，是由场外到场内、由基础市场到主板市场渐进推移的“正三角形”式分布。体制转轨中的中国资本市场，最初是以审批制方式建立主板市场，场外市场初经试验、遇挫中止、至今也尚在发育乃至严重滞后的试验之中。结果是社会不断增加的流动性以各种方式间隙、潮汐式地涌入股市，竞价于经审批有幸入市的为数不多的一批企业的部分“流通股”，股市价格自始就背离了由实体经济盈利水平所决定的资本化价格。人们关注的不是实体经济盈利水平，而几乎完全是由人为造成的极其紧张的供求关系、以及投机偏好和心理预期所盲目推动的股票价格。后来虽经“全流通”改革、增加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但是，资本市场的“倒三角”格局及运作机理并未改变。更有甚者，还在此基础上引入融资融券、场内场外配资。一时间，杠杆飞扬、股价暴涨，股值总量以及日交易量迅速跃居世界前列，终于发生剧烈震荡，引领全球股市暴跌。 　　3.国有部门负债率居高不下。近几年，国有企业负债率一路攀升，2014年末，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65.15%；困难企业甚至部分行业达到70%以上。同期，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93%，资本金充足率已过警戒线，不良资产的任何增加都酝酿着金融风险。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政府兜底的债务规模从2013年上半年末的10.89万亿元上升到2014年末的15.4万亿元，一年半的时间升高41.4%。预计2015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债务率为86%。另据审计署数据，截至2012年底，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难以纳入统计范围的各类融资与负债项目，以及各级政府的或有债务。 　　4.杠杆率过高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据有关研究，2008年-2014年，居民部门债务总额占GDP 的比重从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部门从98%提高到123.1%，上升了25.1个百分点；金融部门从13.3%提高到18.4%，上升了5.1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从40.6%提高到58%，上升了17.4个百分点。加总以上各部门，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其占GDP 的比重，从2008 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近11个百分点。其中，实体部门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其占GDP的比重，从2008 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上升了60.3个百分点。 　　应对经济下行继续追加杠杆 　　文章称，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对保持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经济规律终究是决定因素。中国经济由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过渡到一位数的“新常态”，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本来，消化前期政策影响、健全经济运行机制，需要去杠杆、挤泡沫，但是，经济下行压力推动决策层逆势应对，进一步加大杠杆力度，一些“调控”措施，也是围绕稳增长而变相、甚至直接加杠杆的。 　　1.2015年财政政策的积极态势。按照年度财政预算，2015年财政赤字1.5万亿元以上，赤字率2.2%-2.3%，较2014年1.8%有所扩大。今年3月财政部下达第一批1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6月下达第二批1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8月中央财政下达60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和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增加置换债券额度，帮助地方缓解偿债压力。截至7月末，已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4288亿元。 　　2.定宽政策：“货币政策新常态”？央行连续降息降准，再加杠杆。自2014年11月以来，央行连续5次降息、3次降准。最近一次是2015年8月2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3.“加杠杆式改革”。对于实行多年的“贷存比”天花板，已通过立法程序废除了相关规定而改为监测指标，实际上打开了宽松货币政策的闸门。资本市场融资融券、并以近乎单边融资为特征“两融”由试点而正式化，场内场外配资成灾，以及近期出台的有关间接融资促进政策，如融资租赁、重大项目等信贷支持政策。其实，早在2013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融资租赁企业已达1086家，其中内资试点企业123家，外资企业963家。全行业注册资本金总量2884.26亿元，资产总额8725.43亿元，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71.4%。另外，中国基本建设等重大项目负债率一直都处于高位。 　　4、“高杠杆、强刺激”低效益投资。为刺激经济增长，自9月起，有关决定将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机场等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要求由30%降为25%； 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由25%降为20%。将玉米深加工项目由30%降为20%；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急需的停车场项目，以及经国务院批准、情况特殊的国家重大项目资本金比例可比规定的再适当降低。如果没有特定的改革措施跟进，这种在投资大、见效慢、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收益的领域，粗放式地推动杠杆急剧扩张，无异于“剜肉医疮”式的刺激政策，甚至有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高杠杆为什么没有演变成通货膨胀？ 　　文章表示，在杠杆如此之高、泡沫如此丰富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经济一路下滑，经济运行不是通胀而是通缩趋势？CPI进入“1&2区间”，PPI连续40多个月处于一路走低的负增长的泥沼之中，近期内也看不出走出的迹象。或者说，实体经济的紧缩是趋势而不是现象。对于这种悖逆现象，可以有很多解读，但至少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中国M3并未超量。美国的M3达到500多万亿人民币，是中国M2（130多万亿元）的3倍多；日本达300多万亿人民币，是中国的2倍多（而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从M3以上的层次考察，美国、日本的货币供给更多。这也表明，只要决策正确，改革精准，中国经济还是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与发展空间的。但若固有体制不变，一味地放大杠杆，风险甚至危机也就在眼前。因为在货币层次中，M3以下逐步减少，便意味着距实体经济越近，货币供应越少，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就越小，甚至机制性的“脱实向虚”。 　　2.在金融市场上，银行间接融资虽然过大，但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和其他政府投资项目，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非常困难。这些国有部门杠杆率虽高，但经济效益却并不如预期，拖累整体经济。如2015年1-7月，国有企业利润降幅(-2.3%)比1-6月(-0.1%)扩大2.2个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虽同比增长3.6%，但比1-6月回落4.6个百分点。钢铁、煤炭行业由盈转亏，有色行业继续亏损。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仍面临下行压力。 　　3.特殊的体制结构催生了过剩产能，扭曲了收入分配，约束了国内需求，加剧了对外依赖。一旦外部需求受限，往往过于依赖投资拉动，其中的盲目性是以抬高的负债率、杠杆率，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恶化市场环境，造成物价下跌、尤其是生产者价格下跌。 　　4.股市虽然杠杆膨胀、泡沫严重，但实体经济并未从中获得稳定的融资红利，不仅IPO审批制造成受益面过小，而且在市值分布中，金融板块过大，达到四分之一以上。至于股市打新的溢价，受益方主要是二级市场的参与者，尤其是“庄”家。在股市价格虚高、泡沫面临破裂时，一些国有企业甚至还被要求承担“救市”责任，被迫入市拼搏、逆势做多，或增持本股、逆难犯险，继续向股市注水，拉高股价，增加泡沫或杠杆。 　　诸多因素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经济总量层面的高杠杆、泡沫化，而实体经济、结构层面则是紧缩与萧条。 因此，中国的货币问题不是数量问题，主要是结构、效率与体制问题，即“倒三角形”的货币供应结构、资本市场结构和政府财力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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