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文化大观 】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第11页 第12页 第13页 第14页 第15页 第16页 第17页 第18页 第19页 第20页 第21页 第22页 第23页 第24页 第25页 第26页 第27页 第28页 第29页 第30页 第31页 第32页 第33页 第34页 】 
中评论坛:中韩关系与东北亚安全

http://www.CRNTT.com   2022-03-18 00:03:24  


 
  2021年3月美国分别与日本和韩国进行2+2对话。比较会谈后“美日联合声明”和韩国外长的回应可以发现,日本积极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而韩国“不选边”的政策摇摆于中美之间。传统威胁均衡论可以解释同盟形成的结果,但是无法解释威胁认知的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理论中的变数属性发生了变化。韩国和日本对华认知的差异存在于两个变数:对华贸易依存度上韩国高于日本,对华区域战略竞争上日本高于韩国。

  “贸易和平论”认为贸易可以有效地减缓国家间的冲突。冷战结束后,自由贸易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地理位置相邻的贸易国家间减少了传统地缘政治引发的威胁认知。这使得“地理毗邻性”成为影响两国威胁认知的积极变数。首先,日本经济对贸易的依存程度低于韩国。IMF资料统计1992年—2020年近30年间,韩国总贸易额占GDP的平均值高达60.4%,而日本仅为22.6%。同时,贸易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对称性依赖”成为中韩之间贸易关系的主要形态。根据贸易依存度公式(双边贸易额/GDP×100%)结合IMF资料统计1992年—2020年近30年间,韩国的对华贸易依赖程度远高于日本。截止到2020年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为15%,日本为6%。这导致韩国在经济安全利益上比日本更加需要与中国的合作。

  其次,随着冷战的结束,“进攻意图”的含义同样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作为主要冲突来源的因素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国家间的影响力与领导力竞争。这既反映在全球层面,也反映在区域层面。一个崛起国的实力增加,使得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同时促使其扩大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领域内的影响力。这冲击了原有影响力的国家在该范围内的领导力。存在这类情况的国家间,威胁认知程度会急速上升。中日矛盾就属于这类问题的范畴。上世纪70、80年代,作为经济发达国家的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雁行发展模式”成为日本领导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同时,日本不断加大对东盟的影响力。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通过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不断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上的竞争导致中日在钓鱼岛上的争端持续升温。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日本宣导的“印太战略”形成战略上的对比。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韩在经济上的合作不断深化,而中日在区域领导力上的战略竞争持续加剧。这使得“威胁认知”在中韩之间相对减缓,在中日之间逐步加大。尤其在新冠疫情历经两年后,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的成果使得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其后,韩国将可能更加依赖中国稳定的市场来恢复经济,而日本则将面临中国持续增速的国力而带来的战略压力。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对今后中韩关系发展的建议为:加大以经济为基础带来的社会人文交流。本文仅在比较韩日对华威胁认知的程度差异,并非认为韩国对华没有威胁认知。韩国在新闻舆论方面对中国的认知模式仍具有“非客观性”。

  同时,韩国在“萨德问题”上已经逐渐认识到贸易上的“非对称依赖”所带来的压力。随之提出的“新南方政策”在试图平衡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中国需加大经济上的影响力。RCEP将东南亚与中日韩囊括在内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在对中日关系上,中国需要时间让日本适应中国的崛起,接受东亚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变化。这并非易事。中国现今的实力造成了区域(中日)以及全球(中美)两个层面的权力结构变化。这使得美日在对华政策上高度保持一致。因此,可以采取拆分问题的方式进行缓解威胁认知程度。在中日双方都没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领域展开合作,逐步推进。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也是中日建交50周年。应以此为契机展开相应的合作发展,稳定关系。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第11页 第12页 第13页 第14页 第15页 第16页 第17页 第18页 第19页 第20页 第21页 第22页 第23页 第24页 第25页 第26页 第27页 第28页 第29页 第30页 第31页 第32页 第33页 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