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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台湾政策法案与割据逻辑

http://www.CRNTT.com   2022-12-26 00:03:16

一般来说，议员权力来源和维系方式不同于行政人员，不必考量具体的政策措施的可行性，更容易变成鹰派，更乐于制造中美对立。这样反而可以制造民意，放大其影响力，进而收割丰厚的政治红利。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而非民意，举世皆然。国会作为民众“公意”的生产场所，立法作为“公意”的表达载体，必须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然而，在美国议员利益和国会立法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议员将地区或个人的私人利益包装成为“众意”，最后以国会立法作为“公意”的法律形式表达出来。经此，议员逐渐推动国会涉入外交领域，尤其是越来越介入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妄图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选区利益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绑定。然而，这是违背国际关系的内在规律，台湾问题更是异常复杂，不能从地方本位来影响美国制定对台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式民主”的制度性衰落。议员的行为动机多为选举，是对民意的操弄以及民意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错误理解，“压倒性反华”意图并不利于化解中美之间存在的冲突。“台湾政策法案”名义上是促进台湾的安全，但实际上破坏了台海的稳定，威胁区域和平，更不能实现其“以台制陆”的幻想。当然，这是民进党当局最希望看到的，中美因“台湾政策法案”闹得越僵，越可以为摆脱年底的选举困局大打“抗中牌”，为其“台独”行径张目。 　　二、国会立法框限行政主导的制度叙事？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外交权主要属于行政权，总统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国会有高度自主性，通过立法权、财政权等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在外交领域国会立法和行政主导之间的博弈也一直存在，这一点在中美关系中尤甚。建交以来，国会对中美关系尤其是台湾问题的影响多是消极的。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国会就通过了与建交公报精神相违背的“与台湾关系法”，甚至以卡特政府推动中美建交的相关行为违背宪法关于国会权限的规定而将其诉诸联邦最高法院。当前，虽然白宫和国会都支持通过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大幅升级了美台关系，但具体方式和步骤等存在分歧。遏制中国发展进而维护自身霸权利益是白宫试图打造“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美台准军事同盟”的根本动机，但坚持“避战”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国会在制定对台政策方面则坚持盲动冒险主义，企图用自己的议事日程，从后方走向前台，进而约束行政部门的对台政策制定。虽然拜登政府是以台湾问题作为抓手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但战略模糊对美国来说最为有利。近年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与美国国会的挑衅作为密切相关。美国国会的法案如果对行政部门有强制约束，势必会大幅提升美台交往的“官方”层级，“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典型例子。拜登政府藉台海议题强化意识形态对抗，巩固盟友或伙伴关系，建构所谓基于价值共识的国际环境，推动欧洲各国改变立场。也就是说，一方面美国政府经过了贸易战和“中菲南海仲裁案”后，认为只有科技战和台湾问题能够遏制中国，另一方面竭力避免在台海发生战争来绑架美国战略走向；他们非常清楚民进党当局的谋划，因此提出中美就台湾问题设置“战略护栏”，避免任由“台独”狂飙突进所带来的极端风险。然而，“台湾政策法案”一旦通过，就改变了美国的“双重吓阻”战略，事实上是对大陆的吓阻升级，淡化对台湾地区的吓阻，甚至变相助长了“台独”。对此，美国的行政部门很难掌握好平衡，一旦因为“台湾政策法案”致使两岸冲突加剧，刺激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台湾周边区域的权力平衡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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