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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折　两岸共同缔造更美好新中国

http://www.CRNTT.com   2009-01-02 00:24:05

《告台湾同胞书》开启对台政策新页 　　《告台湾同胞书》指出：“近30年台湾同祖国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争取合情合理的政策与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信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文学观摩”……。这些基本主张，是将武力解放台湾，开始转变为和平统一，这就为后来形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新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为了落实“和平统一”新方针，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 　　首先，落实台胞台属和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再不将他们及子女视为有“海外关系”而加以歧视，对他们过去受过的不公平待遇进行平反昭雪。 　　其次，客观公平评价有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重新评价和纪念辛亥革命、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号召下，再一次最大程度将全体国民团结了起来，结成了新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也第一次以“民主革命先驱后裔”身份被邀请参加上海、浙江、湖北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动，也参加了我祖父章太炎先生陵墓修葺竣工仪式，并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我第一个成了“和平统一”的受益者，此时我39岁，在市政协我成了一个最“年轻”的委员。 　　此后我们统一的政策与观念逐步完臻，从叶（剑英）的九条主张，到邓（小平）的六条主张，至江（泽民）的八点主张及胡（锦涛）的四点主张……，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对台方针与政策。这中间有四大关键： 　　一是如何让我们的政策更贴近台湾的政治现实，更符合台湾民意，即“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意见”，而不是“以己度人”。 　　二是如何改变旧思维，进一步解放思想，拥有创新意识，摆正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三是认识到统一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相互融合的过程，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一个更加美好新中国的过程，这过程是由许多阶段组成，先易后难，先经后政，逐步实现。 　　四是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运用“和”“战”两手，软的要更软，硬的必须更硬。事实证明这四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则无往不胜。 　　为了宣传新的对台方针与政策，1984年左右上海与其他各大城市先后举办过大型对台展览会（上海曾先后展出两次）。我被召去参加这项工作，负责展览会的第一部分——台湾的历史与现状。我当时虽在历史研究所近代史室工作，其实我对台湾问题一无所知，也从无研究，阴差阳错地被弄去搞了半年，但这意外地让我读了许多相关资料。冥冥之中我的命运似乎终要与台湾问题结缘。 　　从《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岸交流交往开始热络化，1986年浙江省举办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5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祖父海外弟子及研究者（包括在台弟子）也纷纷归来；后来我又参加香港纪念章太炎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见到诸多台湾亲友同门，此后我接触台湾各界人士机会越来越多。祖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两岸交往的升温，促使蒋经国不得不在1987年开放两岸往来，于是两岸进入了一个互动的新时代。 　　1988年上海成立国内第一个对台交流学术团体——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我有幸担任秘书长；1990年上海成立台湾研究会，我有幸担任秘书长；1991年海协会成立，汪道涵任会长，我有幸在他身边参与工作；1995年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我有幸担任副所长；同年上海东亚研究所成立，这也是专门研究两岸四地问题的专业研究所，我又有幸担任所长……。我在两岸关系领域越陷越深直至今天，几乎参与了它的全过程，经历种种波涛骇浪，亲见“一个中国”经历了万般考验而巍巍不移，目睹了民进党由盛而衰，见证了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时代。我人生最宝贵的近30年的精力，几乎都与统一大业结为一体，我的喜怒哀乐几乎与两岸关系浑为一体，成了一个两岸关系的专业研究者。这一切可以说都与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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