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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多重要? | |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09:07:05 |
因此,我们对“五四”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个早产儿,其夭折实属必然。 第二,以1915-1920年前后中国内外事变频发,每每涉及到国家民族命运,尤其是1918年后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激荡,大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之势,以国人性格,趋新逐浪,四面撒网,亦属必然。 第三,因为思想启蒙的条件不足,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极为欠缺,因此“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实际冲击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当时仍在农村,而中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新文化运动期间少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识青年中发生一些作用,对城市一般民众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怀疑,更不论其对农村的影响了。 第四,如果说“五四”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过什么重大之影响,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它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第一,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共的产生根本上是因为“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五四”。历史文献证明,当年除陈独秀等人,还有好几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打出过“共产党”的旗号,并与莫斯科发生过关系,故即使没有“五四”,没有陈独秀,俄国人也一定会像他们这时在朝鲜和日本所做的那样,去推动张独秀或李独秀创建出一个共产党出来。或者换言之,只要有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五四”与中共的产生,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二,即使有了中共,在“五四”之后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中国政治及其中国社会,整体上也并没有激进化起来。换言之,“五四”与中国传统的破坏和所谓“激进主义”的流行,二者间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五四”破坏了什么? 既然人人都把“五四”视同“革命”和“破坏”,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五四”到底想破坏什么,又破坏了些什么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当年陈独秀等人的说法。 陈独秀在回答时人对他们破坏意图的质疑时曾经讲过:《新青年》同仁所要破坏的对象有孔教、礼法、国粹、贞节、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和旧政治。其原因是:我们“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然向旧传统进行了挑战,它也就自然会有所谓破坏。问题是,陈独秀等人当年攻击了很多旧的东西,实际上到底哪些东西被这次运动破坏了呢?或者说,哪些只是被这次运动局部破坏了,哪些是过去就已经破坏或已在破坏中的,这次运动又顺势加以破坏了呢?特别是,哪些是运动发动者想要破坏,事实上并没有破坏成的呢?对此,恐怕要做一点具体分析才行,而过去的讨论太过笼而统之,一概而论了。 我们先来看孔教。孔教作为旧政权的偶像,在实际生活中被破坏了吗?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读一下鲁迅的日记。鲁迅自1913年起就作为教育部官员一直参与当局祭孔大典,直到“五四”之后的1924年。他的体会是,当今的权贵者其实只是拿尊孔做争名夺利的“敲门砖”罢了,而中国的一般民众,虽称孔子为圣人,心里却不真觉得他是圣人。其实陈独秀对此也讲得很清楚:“‘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由此可知,其实陈独秀等人这时之反对孔教,并非是因其仍有怎样的偶像作用,而是因担心袁政府的倒行逆施会导致孔教的作用死灰复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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