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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为什么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

http://www.CRNTT.com   2012-01-17 09:51:12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1月17日讯／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登载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为什么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内容如下： 　　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讲话”，是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里程碑。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南巡”的意义在哪里？简单地说，它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 　　首先是改革路线的确定。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19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之间摇摆。在路线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执行必然出现问题。整个1980年代，在放权和收权之间进退无常。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进而，执政党也尝试了政治改革，意在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进经济改革。不过，这方面没有成功，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南巡”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执政党的基本路线，并表示要一百年不变。 　　路线确定之后，执政党就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执政党很快就进入动员状态，聚集改革力量，实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后，由地方领头发动了一场激进的分权运动。1980年代也有分权，但其幅度和广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后的分权。“分权”释放出来巨大的改革和发展能量，有力有效地冲击了旧的体制，在很多方面破坏了旧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制度基础。分权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分权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旧体制还是会继续牢固不动。正是因为旧的体制受到冲击，执政党因此进入了改革旧体制和建设新体制的阶段。 　　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思想在江泽民和朱熔基时代转变成为制度。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通过1990年代的改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对外经济方面，领导层也在强大的民间民族主义压力下，在“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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