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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给我们的锦囊妙计

http://www.CRNTT.com   2012-02-20 11:32:11

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家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境地，领导层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但是心中没谱，高层不知所措的结果是权力下放。“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农民获得种植经营自主权，农副业收入随之提高。工商业管制减少之后，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除了货币收入拉近之外，大量特供商品进入市场，无价无市变成有价有市，客观上也缩小了贫富差距。任仲夷到广东下车伊始，就把过去仅用来接待中央和省级高干的从化温泉向社会开放，结果八九十年代从化温泉被广东商人用来招待内地客户，作为拉动内需的营销利器。 邓时代绝对贫困减少 　　“81、82、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不如农村承包制改革那么顺利，邓小平承认：“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 　　城市改革之所以不如农村改革顺利，原因在于农村改革所冲击的既得利益阶层只是公社和大队干部，一方面他们级别低，位卑言轻，另一方面他们在乡镇企业中找到用武之地，或者在种养殖业大展身手，境遇也得到改善，所以改革阻力极小。而城市改革，不仅牵扯到地方政府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中央各部委。那些部委在文革中陷于停顿，一些老干部文革后才恢复工作，刚刚走上部委岗位不久。又由于分工不明，职责不清，各部委或以“发展”或以“整顿”等名义争相揽权，根本顾不上像放权给农民那样放权给市民。开动印钞机成为解决部门争端的主要出口，印钞票不会创造财富，只会让乱市场秩序，滥发钞票所侵犯的对象是沉默的大多数，教师、公务员等领取定薪的阶层更是首当其冲，当他们不再沉默便酿成了动乱。 　　89年至91年三年治理整顿套住了价格飙涨的笼头，但是经济随之萧条。经济改革碰到政治体制的天花板，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先做大蛋糕，才有共同富裕的条件，邓小平大声疾呼：“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体制如何解放生产力？请外边的生产力进来！于是开放超越改革成为高频词、最强音，各地招商引资如火如荼。从“南方谈话”发表至今二十年的成就，绝大多数归功于对外开放，外资、港资、台资居功至伟。 　　由于三资企业不计较员工的身份，长期被体制阻拦在工业化大门之外的农村人获得了融入全球市场的机会，收入迅速提高。虽然从1992至2002年这十年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上升慢，但是务工人数增长快，总体收入是迅速增长的，从统计数据上呈现为西部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超过地方GDP增长速度，东西部农民平均收入差距缩小。当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就开始上涨，转折发生在2003年。 　　近二十年，国资、民资互有进退，不像八十年代那样单纯。由于垄断加强和税收严苛，经济增长的成果大部分没有让国民分享到，从而扩大了相对的贫富差距，但是不能否认绝对贫困数量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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