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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扬：耳朵被打残 不怪毛泽东

http://www.CRNTT.com   2012-02-26 08:52:37

万寿路招待所大院住的几乎全是等待分配和等待“解放”的老干部。他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交流信息，生活得比较清闲，相处得很亲密。谁家得了或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常常分送左邻右舍。谁的身体不舒服，需要看病拿药，左邻右舍通过各种关系找车送医院。 　　“四人帮”倒台前后，万寿路招待所还是组织部长郭玉峰的天下，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主要靠老同志们之间相互照顾。  　　有一次，不知谁得到了一些足球票，老头们请招待所派个车去趟体育场。那年头得张票不容易，派车更难。据说，招待所所长请示了郭部长之后，同意派一辆专门运送院内垃圾的130小卡车去。老头们一听，干脆不去了。  　　不管郭部长怎么不痛快，来招待所看望这些老干部的人还是一天天多了起来。特别是当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正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大家都很高兴。来客们往往同时看好几家，也带来不少“小道消息”，这些消息多半是叫人充满希望的。有次章蕴妈妈来看帅孟奇妈妈，也顺便看看我爸，一谈，原来他俩不仅都是湖南人，还是小学校友。章妈妈鼓励父亲耐心等待“解放”，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年届七十的她还示范做了一套保健操教父亲。无奈父亲实在缺乏体育细胞。只好由母亲代学。  　　这期间，吴德、丁玲、冯雪峰等人的孩子都来看望过父亲，更不用说一大堆文艺界的老朋友、老部下了。有梁斌黄胄兄弟，陈荒煤夫妇，杨沫，等等，在北京的文艺界名人来得真不少。王昆阿姨心灵手巧，看见父亲的羊毛衫肘部破了一小块，她拿回去织补了一番，做得天衣无缝，连我妈这针线活儿不错的人都赞叹不已。任白戈的儿子会使缝纫机，他给妈妈做了两条布睡裤。“文革”前的炊事员小李，已经回农村了，每次来北京都带上他做的父亲最爱吃的一只烧鸡或一碗粉蒸肉。有个人从南方带来一大筐嘉兴粽子，下了火车就直接送到招待所，粽子多，妈妈赶紧分送大院内熟人。当时父亲前途未卜，党报上还时不时地批判他一下，朋友们这番真情关切给父母带来许多温暖。  　　我和孩子们周日才去，碰见的人不多。有一次正好碰上父亲的老警卫员王保群带着老婆孩子来访。我们一块儿去翠微路小饭馆吃了一顿。王保群从1946年张家口时就跟着父亲，张家口撤退时他们刚从外地返回(当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月前已撤走了)，在他们赶回住所收拾完文件和被褥跑到院子里时，敌机已开始轰炸，街上人们四散奔逃，他们的马也丢了，王保群赶紧在路上抓到一头乱跑的毛驴，才和父亲仓皇跑出张家口。解放后他在文化部做些行政后勤的工作。没想到这么老实巴交文化不高、出身贫寒不贪不腐的老党员，“文革”中居然受周扬牵连被遣送回原籍。这次来北京看我父母亲时，他已知自己患肝癌，回去没多久就去世了。  　　1975年8月27日，中央专案组对周扬有个结论：“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属人民内部问题。本人做了检讨。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停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这几条指示当时的部长郭玉峰均未执行。  　　恢复组织生活，对于那一代人来讲比生命还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党还承认你是个党员。母亲从1972年起每月有20元生活费，后来又加到30元。她无处去交党费，就每月留下2元(后加到3元)用手绢包好准备将来交。1975~1976年父亲无处过组织生活，无异于头上还悬挂着一把利剑，不仅他本人，母亲和我也觉得是件大事。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后，不少党员懒于参加组织生活，借口病假事假躲着不去，不交党费没关系，工资里直接扣，想退党都不容易，时代在变啊!  　　原工资也没照发(父亲的工资大概是三四百元左右)，每月30元生活费。好像是1978年底前后父亲才拿到全工资和补发工资，他们把补发的一半交了党费。母亲1975年6月就拿到补发工资一万多元，她给自己留了2000元，其余全部分给亲属们和一些生活困难的过去的工作人员。父亲出来后，她尽其所能买了三七粉天麻人参等补品给父亲吃，使父亲的身体很快得以恢复。  　　当时院内老头子们个个积极锻炼身体。父亲只会快速散步，每天按自定的标准在大院内走几圈。快步走完若是碰上伴儿，还能边走边聊，其乐融融。我见到过的就有宋任穷、郭小川等。有时他自己边走边想什么，还曾一头撞到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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