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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灵敏：中国官民矛盾何以激化？

http://www.CRNTT.com   2013-06-03 12:07:36

显然，在官民之间，官因为掌握各种信息和资源，是天然强势的一方；民因为表达和资源的受限，则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官民矛盾是一种必然。要把这一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做的就是改变双方的博弈能力：限制官员的权力，也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赋权民众，让民间强大起来，也就是建立公民社会。唯有如此，势均力敌的双方才有可能达致妥协，官民矛盾才可能缓解。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止步不前，官民矛盾才成了几千年来困扰中国社会的痼疾、并在近年有激化和失控的趋势。 如何让官员进“笼子” 　　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西方认定人性恶，因此想方设法地从对权力加以制约，就像杰弗逊曾经说过的：“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于是衍生出了普选、三权分立等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驯服了权力、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也就成了西方政治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东方文化则假定人是善的，因此中国历来只强调和宣传统治者在笼子外不伤人和爱人的保证和善意，而不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一劳永逸。一心为公、爱民如子就是这种假设下官员的最高境界。 　　但从过去30年的事实看，由于权力不受约束，或者受到腐蚀，中国执政党自我纠偏的能力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尤其是当权贵集团企图挟持现有体制和权力机关的时候，这种能力就更显得捉襟见肘。尽管最高领导人决心“把权力关进笼子”，但没有人对此事的前景表示乐观。 　　和中国今天遭遇的很多困难一样，驯服权力并不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而是缺乏实施这些方案的政治勇气和魄力。世界上公认的行之有效的驯服权力的方法，无非就是普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一系列制度。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也是被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和媒体千百次重复过的常识，他们不断鼓与呼，设计了各种“稳妥推进”的方案，苦口婆心地进行着劝说和诱导，只是收效甚微。到了今天，情况甚至出现了倒退——这些“大路货”的东西甚至被纳入到“七不讲”的范围里，其合法性都堪忧。只是，如果这些常识不能变成具体行动，无论是道德感召还是严刑峻法，都对驯服权力于事无补。 　　值得关注的是，官员权力的不受约束，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官民矛盾的激化，更可能会自上而下、静悄悄地改旗易职。这已经被苏联解体的历史所证明了。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官僚特权阶层才是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西方的和平演变只是外因而已。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形成的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公认的人数在300万左右。他们享受着一般人难以想像的特权，却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有过一次民意测验，调查苏联共产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结果，被调查者认为代表官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3%，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20世纪俄国史》写到：“80年代中期，新阶级实际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财产的途径。”影响巨大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也认定在官僚阶层通过权力完成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后，已经不需要社会主义这块遮羞布，因为资本主义更能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因此苏联解体是他们所乐见的，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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