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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编撰文革忏悔录 花甲老人写下罪行

http://www.CRNTT.com   2013-07-28 09:24:08  


 
  “记忆折磨着他们。”王克明说,“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伤痕。”

  “那样一个年代,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卢晓蓉时,67岁的老人愤怒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是我们忏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的话打动了她:“那样一个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出生于1949年的画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美术编辑。他创作的版画《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

  李斌将自己视为“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我画过太多版画,我充当过暴力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现在的李斌试图用绘画反思过往:名为《梦境》的画作里,李斌以黑色笔调画下了一千余位“文革”受难者,让其出现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他也计划将一些“文革”忏悔者的故事画成连环画,比如曾在“文革”中告发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的张红兵。

  王克明随后发觉,更多的人将忏悔延伸至更广阔的层面,从而发掘出更为复杂的思考。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始终记得,1966年,还是小学生的他,作为抄家者,冲进了一对夫妻的屋子。他们从家里抄出了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有外国民歌。这时,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来。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给了这个孩子强烈震动。杨健后来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夺走了一家人动荡岁月里的唯一快乐。

  作家老鬼也决定给母亲写一部《忏悔录》。他的母亲叫杨沫,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无意中听到了母亲在1980年代的一段采访录音。采访中,母亲称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佩服卢梭讲真话的勇气,我想要写真实的一生,而不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亲的遗愿,开始收集她的日记、手稿,并重新打量那个多面的母亲:“文革”中劝儿子要低头认罪、对领导奉若神明的母亲,以及“文革”后重回纯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亲。“在某一个阶段,她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被异化了。”

沉默与遗忘

  编撰者们逐渐发现:他们始终与遗忘及沉默斗争着。

  2008年,作家胡健回校参加同学聚会。饭桌上,朋友李岚(化名)谈及“文革”时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做过坏事,没有斗过老师,也没有打过人。这时,有个细细的女生的声音响起:你抄过我的家……

  记忆之门突然打开。李岚想起了那次经历:她确实曾跟随一群人,闯进对方家里。一片狼藉中,李岚还从床头柜里找到了一本“大毒草”——《外国民歌200首》。

  鬼使神差地,李岚将这本书偷藏了起来。后来,插队、参军,艰苦的劳动中,严格的思想改造中,这本《外国民歌200首》都给了她隐秘而巨大的慰藉。可是,眼花缭乱的年代过去后,她却如何也想不起这本民歌选从何而来。

  那次聚会,胡健目睹了李岚勇敢走向自己的女同学,郑重地道了歉。然而,当胡健受此启发,回溯往昔,竟也发现了多年来的记忆空白:“文革”中,她也曾参与抄家,在一间间房屋里搜查金条、电台,甚至将沙发拆毁,找寻其中的日记、手稿。

  多年来,胡健却将这件事“遗忘了”,一直认为没干过这些“低层次的事”。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访谈中发现,“文革”亲历者普遍存在着“选择性记忆”的状况,“如果一个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往往会出现心理性的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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