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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为何体制创新更具红利？

http://www.CRNTT.com   2013-08-27 10:06:10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8月27日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今天在联合早报撰文《为何体制创新更具红利？》中国体制改革尽管阻力重重，但中国的改革是可以进行下去的，出路是制度创新；创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在旧的体制之外，培养新的体制，新利益的产生和成长，有利于改革老的利益，新制度的产生和成长，有利于改革旧的制度。详论如下： 　　中国体制改革的困难，不仅来自于官僚体制的阻力，也来自于其他各个方面。如果说改革是体制的改革，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体制背后都是既得利益。在中国，各个阶层的官僚、公务员体系、国有企业、银行、大学等等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所有这些体制化的既得利益可以大唱改革，但只可改革他人，不可改革自己。例如，知识分子是倡导改革最高调的，但一旦涉及到改革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大学等研究体制，他们的反对声音也是最响亮的。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是最难改革的一个领域。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如何推进改革？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学到很多经验教训。一个社会，一旦稳定久了，没有大的伤筋动骨的危机，各方面的利益就会高度制度化，每一个体制背后都会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早就论证了既得利益如何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他的书出版在1980年代。通过把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体作比较，他发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发展迟缓，而当时亚洲的日本、“四小龙”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发展迅速。他的一个观点是，一个国家，和平的环境久了，既得利益就强大起来，最终演变成阻力。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因为有战争等因素，摧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有能力摧毁既得利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反而很迅速。 　　西方1980年代之后的经济发展，也要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目标都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政府尽量退出公共经济领域，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这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尽管在很多社会领域，这场革命因为民众反对而没有发生，但在经济领域，这场革命大为解放了西方的生产力。这场革命也促进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当然，这场革命也为世界带来了深刻的教训。这场革命之后，政府对一些新的经济活动没有建立监管制度，最后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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