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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被囚的28天 女记者的绝望与坚强

http://www.CRNTT.com   2013-11-17 07:40:58

“我们要去哪里？”我问道。 　　“快到了，还有十分钟。” 　　十分钟前，我正在喀布尔东北部相对安全的查拉希-卡姆巴难民营工作。我的翻译舒库尔和我是在2008年10月12日到达那儿的。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我的工作是采访那些从战火弥漫的坎大哈和阿富汗南部其他省份逃离出来的难民。 　　10月11号，我从坎大哈机场飞到了喀布尔。坎大哈是加拿大在南部的军事行动的驻扎地，也是我再次报道阿富汗战事的地方。作为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我大多时候都在写加拿大人的故事，因此能有机会再游阿富汗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国内记者很少能有机会体验战地报道，所以我决定竭尽所能做出最好的报道。一年前我第一次到阿富汗采访，当时便被这个国家和我所遇到的阿富汗人深深迷住了，于是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报道他们的故事。在过去几个月中，南方的战事愈演愈烈，坎大哈、埃尔芒和乌鲁兹甘的数千民众不得不逃离家乡，在北方相对安全的地方建立临时避难所。喀布尔城郊的难民营就是其中一个。 　　那天早上我到难民营的时候，将近十一点，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空气中弥漫着难民营内敞开式下水道散发出的恶臭。 　　我们只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舒库尔带我在城里走动时总是非常小心，因为他知道，阿富汗对于外国人来说实在太危险了。因此我尽可能地融入环境，低调行事，头上也总是戴着头巾。我们采访了几户刚搬到难民营的家庭。在一间临时避难所的外面，一位妇女告诉了我们她的经历。在一次自杀性爆炸事件中，她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现在她和剩下的孩子们，三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以及一只狗一起窝在这里。她说她大概四十岁（阿富汗人不过生日），可是那张布满皱纹的棕色脸庞看起来却足有六十岁。不过她的眼睛很和善，笑容也很温柔。走的时候我忍不住塞给了她几百阿富汗尼。 　　另外一户来自坎大哈省的家庭有六七人，也和她们一起挤在那小小的空间里。我走的时候那十五六个人正围坐在一小团火周围，等着吃火上那一小锅白米饭。那大概就是他们一整天的食物了。那时的我根本想不到，白米饭对我来说，竟也会成为奢侈至极的东西。 　　采访结束后，舒库尔和我无意中遇到了来难民营访问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的专员。联合国对这儿的居民提供了一些援助，然而阿富汗和邻国巴基斯坦的难民情况却日益严重。成千上万的平民因战争而流离失所。我们当下便准备去一趟UNHCR办公室，和负责人谈谈难民们面临的困境。联合国的车开走后，我们便准备回到舒库尔的白色丰田花冠里。他的弟弟正在难民营出口处等着我们，那天他是我们的司机。 　　太阳毒辣辣地烤着，我迫切地希望赶紧出发。对联合国的采访将会使这次的报道更为丰富。然后我们还要去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一所学校，那是专门为因战争而变成孤儿的孩子们开设的，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为其提供了部分资助。今天有的忙了。我只在喀布尔待三天，却要写四篇报道，时间非常紧迫。 　　“真是太好了。”我对舒库尔说。我们沿着一条土路，向难民营外走去。他拿着我们采访时用的小数码相机，我拿着相机包和装有无线电设备的背包。一切都非常顺利。几乎没有西方记者来过这个难民营，因此我挖到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就在这时，一辆蓝色轿车从难民营入口向我们急速驶来，呼啸着停在我们面前，扬起了很多尘土。三个拿着武器的男人下了车，拿枪指着我们，其中最矮的那个抓住了我，用力将我的头往车里塞。“舒库尔！”我一边挣扎一边尖叫，出于本能，我伸出右手一拳砸在他的鼻子上。我看到了刀尾发出的闪光，然后感到有什么东西刺进了我的肩膀。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但我一点儿也没感到疼痛，也并不担心我自己，而是害怕他们会杀掉舒库尔。我看到一个男人拿枪指着他，而他则用手臂挡着头。我紧紧地闭着眼睛，害怕听到那可怕的枪声。 　　“舒库尔！”就在被推进车后座时，我大声地喊着，“打电话给保罗！不要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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