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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思考日本文化的一种前提 | |
http://www.CRNTT.com 2014-05-27 14:41:59 |
一如阪口安吾所描述的,随着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战败的广播声,同时倒台的还有战争时期的道德、牺牲、天皇、国家等等长期捆束日本人心灵的各种“终极”观念。旧有的意识形态哗啦啦剥落神圣油彩露出泥胎,迫使人们不得不回到具体生存这样一个最原初的点。这个激烈的发展变动同时来自欧美世界猛烈的制度与文化冲击。战争中被称为“鬼畜英美”的欧洲和美国,带来了民主主义,带来了异色的文化,这一切作为“进步”的象征席卷而至,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浪高一浪。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变化,是经济的发展。直到今天,很多日本学者仍然强调,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五年,日本社会经历了十年的恢复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上开始进入高度成长期。就在这一年,政府的《经济白书》公开宣言“已经不是战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下,思想界对“何为日本人?”、“何为日本文化?”开始重新进行思考和评价。这一切正构成了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论”出现的背景。 可是,当思想界重新思考“何为日本人?”、“何为日本文化?”这样的问题时,日本知识分子便不得不面对着“丸山真男困境”。丸山真男曾经讲到,日本思想史中有一个反覆出现的现象,就是作为教养或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几乎都是外来的。从儒教、佛教、基督教,从无政府主义、民主、到马克思主义,无不如此。尽管有一些学者想脱离这些外来思想寻找“日本独特的”世界观,如日本的国学的学者们 —— 他们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正像一九三O年以降大行其道的“日本主义”、“日本精神” 论最终失败一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设,这种努力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的发展又好像不仅仅是外来思想引进的历史。研究朱子学的学者会感觉到,在日本的朱子学和中国的朱子学多少有所不同。欧洲的自由和民主到了日本也发生许多变化。这给人另一种错觉,那就是日本思想史就是对外来思想的歪曲史。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丸山真男认为,这明显也不是建设性的思路(《丸山真男全集》第十二卷)。 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何在?加藤周一对以西方文化“纯化”日本和企图驱除西洋因素保留纯粹的事物都抱批判的态度。他主张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他回顾历史说,明治以来,只要出现“全盘西化”的浪潮,紧接着必定出现与此反动的崇尚日本事物的浪潮。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一次次就是这样的反覆和循环。要摆脱这样的恶循环,根本点之一,是看清楚日本的现实。一个传统、古老的日本已经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日本的西化已经非常深入”这一事实。换言之,现实的日本文化就是杂种文化。 在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时,外面的世界无疑是重要的参照物。刚刚从欧洲归来的加藤周一不仅看到了日本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同时看到了地处亚洲的日本所发生的与亚州其他国家不同的重要变化 —— 日本在西化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在亚洲,只有日本使西方文明以这种方式扎根。日本既不同于马来半岛,也不同于印度和中国。当我从国外回到日本时,较之西欧与日本的不同,这种不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明治以来致力于“脱亚入欧”的一系列物质努力和发生在战后精神世界的一系列变化,促使他把注意力从单纯的“传统的日本”或“西化的日本”转向“杂种”的日本。他说:“我倾向于认为,日本文化的特征在于这两种因素深深交织,彼此难分难解这种状况本身。” “即如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的典型的话,日本文化就是杂种文化的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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