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新疆“暴恐”不能一味“严打”

http://www.CRNTT.com   2014-06-25 09:26:29

新疆问题的社会危机 　　之所以说新疆问题是复杂的，是因为新疆问题集中涌现在近二三十年。尽管1930和1940年代新疆曾接连爆发过两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新疆的“东突”思想几乎销声匿迹。 　　在文革结束之前，中国通过阶级斗争理念的推行和对“大汉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的双重批判，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普世价值兼中华民族价值双重性的中华民族认同。不过这种民族政策并未能够融合地方民族性。相反实践中的一些“极左”做法，为民族矛盾的反弹埋下了伏笔。 　　文革结束后，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相对放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表现为了少数族裔文化本位性意识的恢复和中共国家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新疆如今的混乱局面某种程度上，同80年代初民族政策的调整有关。虽然当时政策调整的初衷是为了纠正了过去民族事务方面的“左”的错误，但是简单的民族身份的赋权行为，却刺激了族群意识的增长和更大的民族本位性权利的诉求。 　　当下新疆的问题，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缩影。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大致是稳固而缺乏流动性的单位制，工厂、机关、学校、社队、街道等，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所，也是人们精神和道德模式的寄托。然而80年代之后，社会流动逐渐频繁，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断瓦解，而新形式下的基层结构腐败蔓延，民众的信任感不断降低。所以80年代以后，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管控能力下降，地区、职业、生活的流动性也更为简易频繁；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冷漠，既缺乏组织关怀，也缺乏邻里互动，社会松动势不可挡。 　　在此情况下，各种宗教力量迅速填补空缺，成为了新的精神寄托和沟通中心，内地增多的基督教、佛教信众和新疆日益严格的伊斯兰教义就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原有的价值依托体系崩溃，新的文化、教育和社会体系无法有效的保障广大维族群众的生活生产需求。当内地社会都无法在转型中有效解决精神和社会变动带来的挑战时，处在“现代化”和“汉化”双重挑战的维吾尔族，必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暴恐犯罪也频发也就不足为奇。 　　频频发生的暴恐犯罪，需要通过严打以强势进行威慑和遏制。但是单纯地强调打击，而忽视了产生暴恐的社会根源，将为新疆未来的安定带来巨大的风险。频发的新疆或涉疆暴力恐怖案件，在一定意义上，并不说明新疆有多么特殊，内地有多么安定。 　　作者是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联合早报2014年06月25日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