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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经济新常态至少要完成三大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4-08-05 08:58:57

避免刺激的后遗症 　　文章认为，假设宏观调控有了比较精准的目标，并确信经济真的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就要想办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过去的教训是，经济刺激过程中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刺激之后则带来如下后遗症： 1）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金融风险；2）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在经济刺激阶段，多数资金流向了基建、地产、重化工行业，从所有制性质来看，多数流向了国有企业和融资平台。其结果是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投资占比继续上升、污染更加严重）、“国进民退”更加严重；3）产能过剩严重。相对于民企、服务业来说，国企和重化工企业多为重资产型，大量过剩产能形成后调整十分困难。 　　　导致上述旧的调控模式及其后遗症的原因很复杂，不仅涉及对宏观形势和对增长潜力和调控目标的“精准化”判断问题，还与“旧常态”下许多体制因素有关。 　　一、 干部考核的激励机制。如果地方干部的考核机制是以投资和GDP增速论英雄，则在经济下行时就会出现一片叫苦之声，宏观决策所面对的所谓“下行风险”的压力就会被人为放大，从而往往导致过度刺激。另外，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也导致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的倾向，而负债经营则是扩张规模的“低成本”路径。这个因素也加大了国企追求高杠杆的偏好。 　　二、 由于地方政府和一些国企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负债决策草率，导致了平台与国企“加杠杆”的“高效”，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投资和经济活动量。这在相当程度上“符合”过去追求刺激政策要快速见效的宏观需要。 　　三、 “不允许局部风险发生”的行政激励机制，导致强烈的隐性担保预期。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由于平台和国企有“隐性担保”，银行和债券市场出于避险考虑，也更愿意为其提供资金，而对小微企业则退避三舍，加剧了“国进民退”的问题。 　　四、 国企和平台的融资渠道多而宽，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相对于中小微企业，大企业的融资渠道更为畅通。占中国银行体系资产近80%的大中银行以及债券、股票市场，主要服务于大企业，包括国企和融资平台。但是，由于准入管制过严，服务小企业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受限，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在宏观调控对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之时，由于上述融资渠道的不对称性，资金容易大量流入国企、平台和重工业。 　　五、 财政的逆周期调控作用有限，经济下行时不得不“金融救市”，加大了杠杆率上升的压力。历史上，我们对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多用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表明上看在经济下行阶段（如98年和09年）这个比重明显上升，财政政策似乎起到了明显的逆周期调控作用。但是，用国际通行的剔除周期性因素之后的“财政脉搏”指标来衡量，可以发现中国财政政策的实际逆周期调控能力明显低于赤字/GDP指标所显示的效果，有些时候还呈现顺周期的作用。由于在经济下行期间，财政政策没有发挥足够的逆周期作用，逆周期调控的压力就容易转化为 “金融救市”的压力，而过度使用货币信贷扩张则必然导致杠杆率大幅上升等长期后遗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解决这些导致“旧常态”下的调控模式的弊端，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宏观政策的技术参数的问题，还必须要改变造成这些旧的调控模式的体制原因，推动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这些改革至少应该包括：改革地方干部的考核体制，引入以民生指标为主的考核体系，实质性地扭转以GDP论英雄的激励机制；引入市场化的国企经理人选拔机制；建立一系列硬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新机制（比如用法规形式建立地方债务的上限、公布全口径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建立滚动预算和债务可持续性预测、利用市政债发行来提高地方财政透明、推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一些平台和国企违约等），放宽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管制，建立和参考财政脉搏指标来减少财政顺周期调控的倾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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