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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制度改革才能解决增长与转型两难

http://www.CRNTT.com   2016-01-25 08:03:29  


 
  追赶式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明显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当前经济下滑主要是由下列五重原因的叠加造成的:

  (1)要素驱动红利衰减;

  (2)政府主导动力枯竭,特别是地方政府庞大的土地财政和土地抵押债务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导致政府的发展属性过强,公共服务功能欠缺,使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足,无法拉动内需;

  (3)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资金继续流向了本来就充裕的国有企业,其后果就是重复投资、无效投资的不断累积(现在许多行业库存都超出30%),导致经济严重乏力,造血机制不足。试图通过财政政策进一步给国企输血来解决经济下滑的举措只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产能过剩;

  (4)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作为的问题;

  (5)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本应该在提高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治理方面要有新作为,而不是将经济持续大幅下滑当作新常态。

  可以看出,所有这五重原因的背后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够合理,市场经济制度不够完善造成的。如不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性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的这五重因素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因此,转型发展和深化改革需要同时兼顾发展和治理两大逻辑,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发展的逻辑主要是提升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治理的逻辑则注重软实力方面的建设,当然是多方面的治理,包括政府和市场的治理制度、社会公平公正、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建设。这样,无论是发展逻辑还是治理逻辑都需要加快深入进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治理边界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改革,消除不利于企业创业创新和挤压民营经济的制度性障碍,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顺利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跨越潜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同时,如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腐败依然会死灰复燃。反腐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民营化进程,通过合理界定政府治理边界让官员没有机会贪,通过法治让官员不能贪,通过问责和社会监督让官员不敢贪,否则不可能根治。

  三、从经济学基准点出发深化制度改革

  文章表示,如何深化制度改革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都是相对而言的,因此必须有一个基准点或参照系作为比较,否则无从着手。中国下一步推进深层次市场化变革,也要从经济学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说起,违反经济学常识,改革只有失败。现代经济理论以理想经济环境为基准点,以自由竞争市场为参照系,严格给出了市场导致有效配置从而成其为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正好指明了改革的长远取向,从而起到明道、指明方向的前瞻性指导作用,通过理论指导改革、变革及创新来促使现实经济运行不断向理想状态逼近。

  当然,在现实经济中市场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运行良好及向理想状态逼近,还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归其位这样一个国家治理三维结构能够实现有效的耦合和整合才行,为此需要合理界定和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这就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治理边界的界定。我们首先要知道政府与市场及社会之间的合理边界在哪里。市场有效和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有限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其原则就是,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去做。归纳起来,政府的基本作用就是两条、四个字:维护、服务。例如,前面提到的基本社会救济制度就属于服务的范畴,中国做得还很不够。

  第二个层次是主次之分。谁是关键?答案是制度。我们一旦知道它们之间的边界后,还需要厘清。那么,谁去厘清呢?由于政府是主体,市场是客体,社会也是客体,从而当然也就是要靠作为主体的政府去做,去厘清。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正好对应一个经济体的治理、激励和社会规范三个基本安排。那么,谁能规范主体,也就是政府的定位呢?法治。这样,法规治理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具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决定了市场激励机制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人们可能会问,政府及其部门愿意去限制自己的权力吗?一般来说,当然不愿意去限制自己的权力,因此在中国现有国体之下,需要对权力进行划分,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执法部门要各司其职。

  总而言之,最基本的治理制度是关键,是决定性的,只有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和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同时解决好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根除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建立起健康的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唯其如此,政府方才可以不断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行,强化市场方的效率、效能。

  此外,在这样一个总的制度变革方向之下,还需要在一些具体的市场化改革领域有所突破。市场化改革千头万绪,针对前面所提到的问题及现实中存在的种种认识上的误区,我们认为下一步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方向至少有三——民营经济主体化、金融市场自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这三点其实也都跟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究竟应该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条主线有关。

  中国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影响因素很多,包括一定的外部因素,但深层次因素是自身内部的体制转型滞后造成的,对其显性和潜在负面效应不能掉以轻心。只有深化市场化方面的根本性制度改革,才有可能解决增长与转型的两难。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对中国而言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其建立健全需要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样一个三位一体有机耦合的整体框架下完成,在合理界定和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方面需要有明显的改革进度,可以在民营经济、金融市场、土地要素为深化改革切入点,转化产生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制度是关键,是根本。只有深化市场化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制度改革,才能真正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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