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民进党推动“文化台独” 怎么办？

http://www.CRNTT.com   2017-12-06 00:12:14

台湾不可以为了任何政治理由，刻意扭曲历史事实，欺骗下一代。 　　中评社香港12月6日电/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黄光国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台湾史、文化中国与反殖民帝国主义》，作者认为：“在民进党推动‘文化台独’的今日，正是两岸学术及文化界携手合作、重新建构‘文化中国’的最佳良机。两岸在‘文化中国论坛’上携手合作，不仅是为了争取华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话语权，而且是要为陷入困境的世界文明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任务，必须承担起这样的使命！”文章内容如下： 　 　　前言 　　有一位主张“台独”的教授讲过一句名言：“有比诚实更为重要的道德，那就是‘台独’”。我完全反对这种说法。“思源学会”与“史记出版社”联合举办“历史课纲研讨会”，我的主题演讲题目是：《台湾史、文化中国与反殖民帝国主义》。我的基本立场是：“诚实”是所有道德的基础。“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第二十章》，“不诚无物”，我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可以因为无知而犯错误，但绝不可以为了任何政治理由，刻意扭曲历史事实，来欺骗下一代。 　　基于这样的立场，在回顾台湾史与文化中国的关系时，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德国哲学家雅斯培在他所着的《历史的根源和目标》一书中指出：纪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的600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枢时期”。在这段期间，世界上几乎是彼此互相隔绝的几个地区，分别出现了许多思想家，由四位伟大的圣哲将其整合成独立而且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是：苏格拉底、耶稣、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汉明帝（西元28-75年）时代传入中国，和中华文化传统互相结合，塑造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便是擅长于吸纳外来文化。“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许多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都因为接受业已融为一体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 　　西方崛起与殖民帝国主义 　　西元一千年之前，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处于“黑暗时期”（dark age），和同一时期的非洲差异并不大。自西元637年起，新兴的回教势力掌控了耶路撒冷。到了十一世纪，基督教徒以夺回圣城为名，发动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1096-1291），将希腊传统带回到基督教世界，两者互相结合，导致十四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后，欧洲人开始探索外在世界，促使现代科学的萌芽，并使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21年，麦哲伦带领的探险船队来到菲律宾。他因为卷入一场跟土著的冲突，而命丧宿雾。四十年后，西班牙派船队征服了菲律宾。1619年，荷兰人攻占爪哇岛上的雅加达，改名巴达维亚，并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对印尼进行殖民统治，长达三百五十年。明代万历期间，这两个国家先后来到台湾，建立根据地，展开势力竞逐。 　　南明时期，志在“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率兵攻打南京失利，接受商人何斌的建议，于1661年4月30日攻下鹿耳门，经过将近一年的苦战，终于打败荷兰驻军，于次年2月1日，与荷兰人签订十八项协议，取得台湾的统治权，汉人自此开始大批移入台湾。 　　在欧洲方面，十七世纪启蒙运动发生，欧洲科学更是快速发展；十八世纪发生工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兴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纷纷采取殖民帝国主义，往外扩张，寻找市场，掠夺资源，将许多非西方国家纳为殖民地。 　　 百年羞辱与五四意识形态 　　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失败之后，开始进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时期，对于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几乎毫无抵抗能力。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推动“尊王倒幕”的武士，看到这种情形，认为这是日本向外扩张的大好时机，因而提出所谓“征台”、“征韩”论，并于1874年藉口“牡丹社事件”，发动“征台之役”。 　　二十年后的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政府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也趁机出兵，因而爆发甲午战争。清军大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群起反抗，官绅阶级发起组成的“台湾民主国”溃败之后，各地民众纷纷组成义勇军，浴血抗日，历时约六个月，乙未战争才暂告一段落。嗣后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原住民部落的武力抗争，持续长达二十年。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过一个世代的励精图治，不仅打败中国，更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日俄战争”(1904-1905)，打败俄国，迫使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将它在满州的权益让给日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种“任凭宰割”的切身之痛，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通令全国尊孔读经，激起了一波“新文化运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妥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北京学生上街头抗议，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作为主要诉求的爱国运动。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下，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在国共内战时期，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英、美的议会政治；亲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然而，他们对于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坚持，却没有两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之间立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中共在1949年获取政权，国内情势底定之后，旋即发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文化中国与“去中国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台湾各级学校任教的日籍教师都被遣返回国。对于台湾的历史发展而言，民国三十八年（1949）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随国民政府撤守到台湾的两百万人中，包括六十万大军，以及一群来自全中国各地的文化菁英。这些人在各种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被历史洪流陆续送到了台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的“士族大迁徙”。他们迅速填补了日籍教师在各级学校所留下的真空，开始在台湾社会中播下“文化中国”的种子。 　　在蒋经国主政的时代，跟随国民政府播迁来台的文化菁英，像孙运璇、李国鼎、赵耀东、尹仲容等人，和台湾企业界的优秀人士，像王永庆、张荣发、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湾民众的共同努力，不仅塑造出“四小龙”的东亚经济奇迹，而且把台湾的民间社会塑造成一个“比中国更中国”的“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原本是指离散于大陆之外的华人文化区。1994年李登辉在国民党内掌权之后，为了从根铲除国民党的势力，开始借助李远哲的“诺贝尔奖”光环，发动一批所谓“自由派”的学者，启动“410教改”，叫出“广设高中大学、消灭明星高中、打倒升学主义”等等的民粹式口号，毫无章法地盲目移植美式教育。陈水扁执政之后，又全力推动“去中国化”，在台湾搞出一种没有“品管”的教育。经过一个世代的荼毒，不仅塑造出一个看不到愿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将技职教育摧毁殆尽；自“中研院”以降的高教体系，也面临全盘崩溃的危机。 　　面对这样的危机，台湾学术界最重要的反省力量，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这个运动落实在“台湾史”的领域，我们的首要原则，就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建立“文化中国”史观，严格界定“族群冲突”和“反殖民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在台湾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的漳泉械斗、闽客械斗、原汉冲突，台湾光复后，更发生过“二二八事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冲突都是属于“族群冲突”。相较之下，郑成功攻略台湾、牡丹社事件、台湾民主国、乙未战争、噍吧哖事件、雾社事件等等，则是不折不扣的“反殖民帝国主义”的斗争。用中共的语汇来说，前者是“内部矛盾”，后者是“敌我矛盾”，两者泾渭分明，不可混淆。如今蔡英文政府为了推动“文化台独”，刻意扭曲历史，一面把国民政府和郑成功打成“外来政权”；一面又全力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这难道不是故意在欺骗我们的下一代吗？ 　　至于主张原住民才是台湾文化的“主体”，更是充满了欺瞒性。最近蔡政府的“国家语言政策”之一是：“要求本国语文教育应当强化台语、客家语、和原住民族语的语文素材，与世界接轨”。事实上，目前官方承认的十六个原住民族总人数为54万余人，其族群人口规模从二百多人到二十多万，最大差距达到一千倍。2001年之后，在原本九族之外，政府陆续认定的七个族群中，邵族、撒奇莱雅族、噶玛兰族、卡那卡那富族，和拉阿鲁阿族等五个族群的人口都在二千人以下。这五个族群使用的语言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极度濒危灭绝”状态。而许多平埔族的语言根本已经是处于“灭绝”状态。“强化原住民族语的语文素材”，如何可能“与世界接轨”呢？这不是“文化台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从雅斯培“四大文明”的观点来看，世界上构成“四大文明”的完整文化体系，其实只有四个。从文化实在论(culture realism)的角度来看，这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各有其文化形态学(morphostasis)，它们在历史上的变化，也有其文化衍生学(morphogenesis)(Archer, 1982)，是耐久而不会消亡的。 　　近代有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说法，以为来自某一国家或使用某种语言的族群就代表了一种文化。事实上，许多相信“神灵”或“万物有灵论”的巫文化，在跟这四大文明接触，经过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或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除魅”(disenchantment)历程后，其核心价值观便逐渐被同化掉，留下来的习俗也仅只留下“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或“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的功能。 　　再从实征研究的发现来看，Inglehart和Baker(2000)曾经在65个国家作了三波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结果显示：在控制经济发展的效果之后，在历史上属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的三大文化区，显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系统。 　　文明冲突与人类出路 　　在这三大文化区中，系出同源而又同样信仰一神教的两大文化区，一方面因为西方国家煽动茉莉花革命，搞得中东地区的许多伊斯兰国家秩序崩溃，国际难民四处流窜；另一方面国家组成的欧盟，也因为IS不断发动恐怖攻击，而面临解组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如果能够吸纳作为西方文明之优长的科学哲学，以“主∕客对立”的方式，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则应当可以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出路。 　　总而言之，儒家文化传统在经过“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破坏之后，华人社会科学家必须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愿意投身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致力于从事“文化复建”（Cultural Rehabilitation）的工作，中华文化才可能真正走向“文化复兴”（Cultural Renaissance）之路。在民进党推动“文化台独”的今日，正是两岸学术及文化界携手合作、重新建构“文化中国”的最佳良机。两岸在“文化中国论坛”上携手合作，不仅是为了争取华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话语权，而且是要为陷入困境的世界文明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任务，必须承担起这样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