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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反修例运动 显示两制融合难题 | |
http://www.CRNTT.com 2019-08-17 00:13:00 |
如今,香港街头政治重新“满血复活”,反对派更是意图“二次占中”,有社运超限战之趋势。与占中追求普选相比,此次社会运动设定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安全”,香港每一个人的自由安全。普选或为政治民主的进步诉求,但并非每一个人都关切,然而反对派炮制的“自由安全”却是香港每一个人的核心关切。反对派误读修例草案,污名化内地司法与法治,以多种形式制造恐怖性话语和场景,刺激了香港人内心对国家政治体制与法治的深刻不信任及恐惧感。占中尚且是在香港一地争取普选,无论是否争取到,香港依然故我,不过是政治民主寻求“增量化”的失败。逃犯移交则不是“增量化”失败,而是“存量化”失败,是固有自由权利的某种减损和威胁。即便是想像中的可能性,人们总是对权利减损或待遇恶化更为敏感。尽管特区政府剔除了商界犯罪和政治性犯罪的移交可能性,香港反对派仍然有效制造出了全民性恐惧。 这种港式恐怖感的来源正是150余年的“殖民史观”对回归20余年之“爱国爱港史观”的绝对优势。作为香港人,对内地的记忆和理解受到殖民史、内地革命运动史、全球化民主史、香港本土主义等多重因素的长期影响和塑造,对国家的不信任已深埋于历史深处及意识形态之中。“一国两制”的初始设计过于偏重回归形式及回归后对内地经济现代化的直接功用,在香港的“去殖民化”以及主权秩序的宪制设计上有所偏差,造成回归后的“人心不归”以及香港精英层与西方势力的紧密利益与价值联盟关系。 占中运动尽管失败,但占中作为一场全新的港式社会运动,却为反对派所充分理解、认同及反复模仿。如今,6月的系列大游行证明这种继承和模仿是成功的。当然,最困难和危险的时刻还不是6月9日,而是7月1日的立法会“沦陷”时刻。相应地,二次占中已经演变为占领立法会。2014年台湾发生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运动,对香港占中有着直接影响和启发。2019年,香港反对派占领立法会并成功瘫痪立法,则进一步塑造了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记录和巅峰体验。循此演化,今后的23条立法、国民教育条例等绝无可能顺利通过。反对派任意升级政治对抗、在中美贸易战之际变相站队美国一边的政治行为,可能有短期功利性的斩获,但长远来看必然遭遇重大政治失败。中央更不信任,香港民主之路也因此会更加艰难。香港反对派及国内某些学者趁机倡议的“重启政改”论更是火上浇油,不合时宜,将持续置香港于“过度政治化”陷阱,加重本土主义政治对抗和撕裂社会效应,迟滞香港与大湾区及国家发展主场战略的融合进程,是不负责任的空泛之论。 三、七一风暴:勇武路线的非法扩展 香港反修例运动潮起潮落,因七一占领立法会的极限暴力而迅速走向衰落,社运勇武路线盛极而衰。此次事件因特区政府主推逃犯条例修订引入“个案移送”制度而起,最初触及商界大佬安危顾虑,继而波及香港普通市民对内地体制与法治的深刻疑虑甚至恐惧,进而有美国、台湾等外部势力根据各自“战略性利益”强势介入,推波助澜。运动初期,特区政府对修例风险严重估计不足,只作为普通立法事务对待,预期社会不会产生较大反弹。这里存在香港“公务员治港”的政治判断与风险管控的视野和能力局限。由于危机管控及回应上的某些错失,以及香港积累已久的旧仇新怨,7月1日例行性的民主大游行没有成为焦点,激进的本土青年以围攻和占领立法会的勇武路线而占据了各大媒体头条,也刷新了香港“社运暴力化”的全新记录,对香港法治造成严重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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